论破产重整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以我国《企业破产法》有关条款为中心

破产重整期间所发生的公司治理问题比在企业正常经营情况下的治理问题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不仅在于重整程序涉及包括管理层、股东、债权人、破产管理人和法院在内的众多主体,更由于重整程序的社会本位性、企业估值的困难以及重整公司在收益享有者和风险承担者方面的分离。合理地配置重整程序中各环节的控制权,是维护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和促进重整成功的关键。我国企业破产法关于重整公司的控制权配置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商事审判中能动司法应用的探讨——以公司重整制度为例

在商事审判中,能动司法具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公司重整是经济活动的典型形式,更需要积极发挥能动司法的功能,提高案件的办理水平.为使商事审判适应经济形势需要,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应加强案例指导和司法建议等制度建设,开辟能动司法的有效途径.     

公司控制权的偏离与纠正——公司治理的一个认识角度

公司控制权的实质是股东权与法人财产权相互博弈的一个结果。以控制权为核心,可将公司制度的异化分为控制权向股东的偏离和控制权向管理层的偏离两种基本情况,前者在股权较为集中的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大部分的经济欠发达国家均是公司治理的主题,对其纠正主要依赖法律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调整和对公司独立人格的认定,同时强调对公司相对人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维护;后者在股权较为分散的英美法国家及部分经济转型国家较为常见,对其纠正则主要借助外部市场机制的压力,侧重于对公司股东合法利益的保护。我国公司治理的根本在于市场机制、企业产权结构及公司法律体系的完善。     

论公司形式的中小企业治理结构的依据——以一人公司治理结构为例

一人公司制度的出现和日益普及,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实际上也暴露了西方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基础的局限性。以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和“效率至上”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基本理论前提和价值取向是完全不适当的,是对所有者与经营者“两者分离”的误读和误解。以公司形式出现的中小企业,实际上体现了现代企业制度向中小企业的延伸,所以中国企业制度的改革应当摒弃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模式,转移到以建立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方向上来。     

城市规划中采光权纠纷的利益格局和法律重整——通过利益坐标图模型呈现

采光权纠纷属相邻关系纠纷,但城市规划中的采光权纠纷呈现一种三元利益结构关系,即采光受害人采光利益、采光妨害人商业利益、城市发展的公共利益。以容忍限度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利益坐标图模型分析三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和变化趋势。商业利益的无限膨胀打破了应有的利益平衡。应通过法律的权利义务机制恢复利益平衡。为此从立法、行政、司法三方面,以偏向采光受害人权利保护的制度设计原则,制定诸如采光妨害排除请求权、采光赔偿请求权、采光知情权、行政赔偿责任、日照分析报告义务、法院发布禁令权等法律制度,以解决此类纠纷。     

破产重整立法利益倾向之比较——以美、德、法为例

破产重整涉及的利益冲突可以分为不同层次，对社会利益的优先考虑仅仅解释了重整制度本身的存在意义，在具体的制度中，还需要对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平衡。各个国家由于具体情况的差异，在重整制度构造中的利益取向各不相同。美国法更加偏重于债务人利益，德国法注重债权人的意思自治，法国法则被视为社会利益优先的典型，三者尽管各有侧重，但每一种立法选择都与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我国虽然已经引进了重整制度，但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运行环境都与上述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未来的立法和实践中逐步完善。     

公司治理的核心:股东自治——以国美公司事件为视角

公司的本质是股东投资营利、规避风险的工具,这决定了股东应当在公司的治理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股东自治应当成为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国美公司股权争夺的过程始终体现了股东自治的理念.整个事件中,公司章程作为公司内部的宪章,对实现股东自治起到了根本作用.国美公司事件的启示在于公司治理应当坚持股东自治,公司立法模式应当坚...     

股票期权激励下的公司治理完善——以期权授权程序为核心

激励和控制是公司治理的两种手段。股票期权作为一种国际上应用较广的有效激励方式,在引入中国后,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内部授权环节失控,自定薪酬现象严重等,其中的症结在于,引入了新的激励手段后,公司治理中进一步的控制机制没有跟进,从而形成制度漏洞,使激励扭曲。为了发挥好股票期权的激励效果,首要的是完善公司的内部治理。要加强程序正义,在薪酬委员会的组成、外部独立财务顾问的实体论证以及监事会监督等授权程序方面,可以着力改进。     

上市家族式企业治理模式的完善——以国美电器为考察视角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的规模不断的壮大,原有的家族式企业已经不能适合自身的发展,很多家族式企业面临着上市后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本文指出现存模式的缺陷,提出完善对策,合理配置内部结构,培育公司外部市场,营造诚信的文化氛围。     

政府购买机制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变迁——以深圳为例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的政府购买机制、促进社会工作机构的良性发展符合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思想转型的内在要求。本文以深圳模式为例,对由发展初期以岗位购买服务为主,到共治时期的项目购买,再到对社区组织实施整合和统一管理的发展过程中,社工机构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关系的变迁进行研究。指出不同时期的政策指向影响了社工机构的自主性和专业性,其行政化程度总体呈现出强—弱—强的趋势,并对治理关系的改善提出建议。     

职工民主管理的治理条件分析——论资合公司治理中职工民主管理的地位

要采取职工民主的公司治理方式,应当具备职工民主管理的条件.但在资合公司中,条件并不完全具备,需要进行构造和规避.同时,职工作为所有人的平均分散化、企业所有人的规模发展、职工意见的分工倾向性、职工的激励问题、企业的决策成本等也影响着职工民主的治理效率.当然,企业中的职工具有部分信息优势,有利于发现管理层的不当行为;他们亲...     

利益平衡视角下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机制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由于农产品质量安全链中涉及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和政府监管者等多方利益主体,而利益的驱使是产生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在市场经济各方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格局状态下,只有通过相关法律制度和政策引导来调节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促进农产品的安全供给。     

社区治理现代化中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策略研究——以上海市C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是社区内相关主体间合作和互动的过程或机制,通过建立共同协商和广泛参与机制,促进政府与社区、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中强调合作治理具有现实的基础,但是,作为社区合作治理重要主体的社会组织存在着行动意识缺失、行动能力不足、管理规范缺乏等问题。上海市C社区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合作治理中探索了四大策略,对于社会组织合作伙伴的角色定位、社会组织作用空间的有效拓展、社会组织规范运作的制度健全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有助于提高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治理：实现家族制的重生——以首批创业板上市的28家公司为范例

我国首批创业板上市的28家公司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家族化的特征,表现为股权高度集中于创业者群体,无法形成权力制约与均衡;公司主要经营管理权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管理层高度控制公司;家长式管理决策,公司治理中面临“亲情束缚”。据此,未来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时,应竭力“去家族化”,逐步改良股权结构,引入机构投资者;完善创业板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退市制度,完善外部制约因素。     

利益纠纷视域下的农村社会结构与治理——以一起村民纠纷为例

农村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重要的要求。转型时期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主要分为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群体。在农村解决利益纠纷的主要途径即现代法治途径与传统伦理关系方面,不同类型的群体有不同的选择倾向,这种差异性根源在于群体的内在本质性特征。实现农村治理需要以村委会、基层党组织构成的基层组织作为中间环节来弥合三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将在此基础上,逐步贯彻现代法治理念,并使传统伦理与其相互补充。     

刚柔相济的治理工具及其治理优势 ——以行政约谈为例

良好的治理有赖于适宜的治理工具。作为一种新的治理工具,行政约谈具有"刚性"与"柔性"两个不同方面的技术禀赋,在不同治理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发挥了特殊的治理功能。本文以80份约谈案例的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ROST NAT和Nvivo软件,从多个维度呈现行政约谈在不同治理领域中的应用状况,分析行政约谈实践中的刚性与柔性话语,进而从主体、过程以及结果等维度剖析行政约谈的刚性和柔性及其体现,具体涉及主体的权威性和过程的协商性等,最后深入揭示了行政约谈所具有的治理优势及其效能转化逻辑,其中的核心是约谈刚柔相济的技术特性具有灵活应变的治理优势。这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行政约谈的属性及其优劣利弊,也有利于根据具体的场景选择恰当的治理工具,还可以更好地反思和谋划行政约谈的未来发展。     

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探索——以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为例

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三明市梅列区圳尾社区在加强社区建设,提供社区服务,强化社区管理的过程中,对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和成效。由于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鲜事物,因而在探索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因此,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从各地实际出发,遵循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律、原则和原理,针对困难和问题入手做好相应的推进工作。     

司法中利益衡量受到的挑战及应对——以利益主体多元化为分析背景

面对中国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司法中利益衡量受到的挑战主表现在利益衡量标准的模糊、“媒体审判”的干预及法律之外社会中的多元道德观念。文章从明晰利益衡量内涵开始,指出实践中所受到的挑战并提出法律对策。     

城区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分割及其矫治——以北京市房山区治理创新实践为例

城区是城市基层治理改革的节点。我国城区社会在由管理向治理转型中,面临着治理空间、治理信息、权力体系、利益结构和文化愿景的碎片化困境。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房山区通过组团式发展、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构筑网格化信息管理平台等措施,对空间、权力、利益、文化、信息进行协调整合,逐步建立了具有高灵敏性、快回应性、广参与性的城区社会治理体系。与此同时,要通过有机整合、精准配权、理念创新来规避治理实践中的机械整合、模糊集权和治理内差等诱发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