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政治理论到外交政策理论——比较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防御性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兴起的两支重要理论流派,都尝试将现实主义从一种国际政治理论转变为外交政策理论。它们都承认无政府状态的基本假设,认为国际结构是体系层面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分析外交政策时重要的背景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拒绝“原子式国家”的基本假设和“黑箱”的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在实证研究中,都有突出国内层次因素重要性的倾向。但是,这两种理论对国际体系的性质、对国家利益和行为的认识不同。涉及国内层面,防御性现实主义特别强调军事技术的发展、自然地理因素的作用,新古典现实主义则很少纳入技术变量和地理变量。双方的理论建构途径也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将其他变量平行纳入,实质上放弃了国际结构的主体地位,新古典现实主义则把国内因素作为附加变量,与现实主义主变量实现了较好结合,建立了从新核心变量到外交政策行为的现实主义统一逻辑。因此,总的来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创造更为成功。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

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该理论提出无政府状态导致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成为体系中的霸主是国家的最终目标。米尔斯海默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包括三个方面,即体系结构决定论、理性国家论和地理决定论。其中体系结构决定论是核心。     

从《大国政治的悲剧》看“中国威胁论”

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当今国际关系学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在他的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将权力作为大国政治的核心要素,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必将引发冲突和战争,酿成悲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五个命题渗透出悲观主义的色彩,并提出正在走向强大的中国将对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该观点引发了一定程度的争议,也体现出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缺陷所在。在崛起的道路上,中国将永远走和平之路,而非战争的制造者。     

质疑新古典现实主义：建构性现实主义的路径？

近年来，对现实主义的各种挑战催生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勃兴，在一定程度上，新古典现实主义开辟了现实主义新的发展空间，但这种学术推动主要源自现实主义在分析层面的技术折中。为摆脱危机，无论是朝向建构一种对外政策理论，还是修正原有的体系结构理论，现实主义都有多种研究路径可供选择。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发展，“建构性现实主义”的浮现，可以视为现实主义研究向社会学本位的回归，也可看做是古典现实主义之“古典”精神的重振。     

新古典现实主义：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近年来现实主义阵营内部最为活跃的理论分支之一，但一些学者认为这一理论或背离了现实主义，或导致了现实主义的退化。本文旨在回应对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归属的质疑，从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核心概念和分析单位出发，分析其归属于现实主义阵营，并区别于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单元层次理论。由于引入的国内变量过于繁杂以及核心理论的缺失，新古典现实主义尚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纲领，其理论化程度仍然有待加强。     

进攻性现实主义“中国威胁论”的实质

“中国威胁论”的渊源存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各流派中,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又是最新的理论版本。该理论认为大国关系是永远的悲剧,并根据其逻辑提出了“中国威胁论”。这种观点仅仅从国际社会无政府结构的角度分析,忽视了对中国国家意图的考察;停留在“循环的”、“宿命的”历史观上,忽视了各国强调发展和国际机制约束力日益加强这一现实;关于中国“修正主义国家”的论述也存在严重错误。     

古典现实主义视野下的国际法及其实践影响

随着法西斯主义横行以及二战的爆发,极力推崇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的作用的理想主义学派迅速衰落,而崇尚权力与均势的古典现实主义学派得以崛起,并占据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导地位。在古典现实主义的强势下,不仅同一时期的国际法学经受了极大的冲击,国际法以及国际组织的实践也受到消极影响。或者说,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成为我们理解冷战时期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实践的一个重要途径。     

从体系层次到单元层次——国内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学派从体系层次回落到单元层次之后所诞生的重要理论成果。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内结构是联接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行为的关键性中介变量。通过将国内结构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的分析之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试图发展出一种更好的能够解释国家外交政策的理论,以更加完整地说明国家如何应对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变迁。这种双层次的研究路径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是由于单元属性的多样性,要把特殊性的外交政策理论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必须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抽象性地归纳和总结不同国家的国内政治及其产生的国际影响,而这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整合的学术需要。     

在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中认识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理论构建于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建立之初 ,其基本观点与建立在传统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存在众多差异 ,两者在理论前提、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等方面均具有异质性。随着实证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两大理论体系出现了部分趋同的势头。笔者认为 ,新自由主义较之新现实主义更能准确地把握当今国际社会的发展态势 ,对国际关系发展做出较合理的判断。但是 ,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倡导资本主义全球优势以及全球扩张 ,甚至支持建立霸权 ,这些都将使它的发展背离理性轨道而误入歧途。     

遏制中国：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评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及“中国威胁论”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2001年出版了著作《大国政治的悲剧》,提出了一种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其核心思想是美国要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必须遏制中国的崛起。但是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是一个完全脱离当代国际关系,特别是脱离中美关系现实的非现实主义理论,与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美两国政府与人民合作共赢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因为以国防恐怖主义以及核扩散为主要威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对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权力与安全竞争观点提出了严峻挑战。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接触与合作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     

经济发展理论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创新

发展经济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结构主义阶段、新古典主义复兴阶段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而在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标志的发展经济学新阶段,发展经济学从研究视角、方法到内容都出现了全面的创新,对于我们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沃尔兹新现实主义学派的合理性及缺失——兼评《新现实主义的贫困》

阿什利批判了新现实主义体现出来的国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尤其是结构主义等特征,并创立了以“实际共识”和“霸权集团”为支柱的“辩证胜任模型”。其中,他对沃尔兹关于国际体系是国家自发行为引发的论断进行了合理的批判,对其功利主义的批评比较客观,但他认为新现实主义脱离结构谈单元个体性特征、忽视结构独立于单元的特性、把政治经济化、忽略历史进程的观点有不合理之处。另外,在“辩证胜任模型”中,阿什利提倡霸权集团的作用,却忽略了具有价值或道德含义的规范,尤其是构成性规范的作用。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

胡宗山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五次学派争论及其启示》（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一文中认为，在20世纪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史上，共爆发了传统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跨国主义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反思主义与理性主义五次学派争论。争论既有尖锐对立、不可通约性的一面，也有着相互渗透、互相融合的一面，既展示了学科中的分歧与对立，但也在理论观点、学派建设、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促进了学科建设。更重要的是，     

古典诗词与中华民族凝聚力——读陈载舸《永恒的民族古典》

2003年岁末,我在海南参与主持过“中文散文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来自国内外的诸多学者深入探讨了中华民族精神在中文散文中的体现和意义,一时间在学界有不错的反响。没有想到时隔近两年,偶然在广州见到了陈载舸著的《永恒的民族古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学术信息

汪晓风在《国际论坛》2 0 0 2年第 2期发表的《从相互依赖到全球化———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一文 ,从相互依赖与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国际合作理论的发展 ,指出“全球化”这一概念在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被集中关注的程度 ,很容易令人联系到 70年代引起广泛讨论的另一个概念———“相互依赖”。尽管两者描述的现象都并非同时代的新鲜事物 ,但在各自的时代都受到了特别是国际政治理论学者的青睐。究其原因 ,既有国际政治现实深刻变化的因素 ,也有国际政治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而国际合作理论的研究从 70年代以来也不断拓…     

国际关系主流学者跌入了“科学主义陷阱”

许亮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科学主义陷阱”》（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5期）中指出：国际关系理论自从其诞生起，就处于争论和分裂之中。从始于20世纪20年代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道德观之争，到50年代兴起的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方法论之争，再到70年代开始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合作观之争，以至90年代后显现的“主流理论”与“非主流理论”之间的本体论之争，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四个阶段

在发表于《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4期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时空问题》一文中,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刘力平教授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为线索,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现实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段,（2）理想主义萌芽的阶段,（3）理想主义成为一些政府制定政策根据的阶段,     

赫斯的历史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845年,赫斯为了应对施蒂纳的挑战,写作了《最后的哲学家》,赫斯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理论与实践这对范畴构造了一种明确的历史学说,这是青年黑格尔派试图终结形而上学的最后一次努力,其中矛盾地包含着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论,许多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家不同程度地重复类似的努力.同样是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只有马克思获得了彻底颠覆古代传统的理论和实效.     

冷战后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对日本政局的影响

90年代中期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 ,日益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思潮 ,并在事实上不断影响日本政局的发展。研究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及其影响 ,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处理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 ,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文化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学术方向

《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社王贞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文化视角的回归》(载《学海》2005年第2期)一文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占主导地位,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大传统”。他们认为决定国家行为的因素主要是国际政治体系和物质实力,政治、军事实力即“硬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