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理性的丧失与拯救——重思《启蒙辩证法》的内在逻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通过对启蒙与神话同构关系的揭示,阐明了启蒙自反的"悖论"及其造成的现代性问题。在他们看来,启蒙理性异化为工具理性是西方主体性哲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原则共同宰制的结果。从启蒙变奏的这一逻辑出发,现实的主体是启蒙得以拯救的存在论基础,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则为拯救启蒙提供了一条现实的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形而上学批判的范式转型

霍克海默的形而上学批判为批判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批判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范式转型。霍克海默的形而上学批判包含一种对传统形而上学、逻辑实证主义、启蒙理性的否定性逻辑。哈贝马斯试图用"希望"替代"绝望",展现了一种构建后形而上学的努力。两种批判路径都隐藏着"悖论逻辑",霍克海默的批判倒向了"否定"的形而上学,哈贝马斯的批判走向了"话语伦理学"的乌托邦理想。     

论《启蒙辩证法》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及其启示

《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代表作,它在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启蒙精神实际上是传统的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同现代的科学技术发展的结合,从而产生的工具理性主义或技术理性主义,这种工具理性构成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文化精神的主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精神或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我们可以从《启蒙辩证法》中工具理性批判中得到启示,为我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发展提供借鉴。     

“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

在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时,学界较少重视这一批判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之间的思想谱系关系。从这一谱系关系的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启蒙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现象的解码时揭示了其拜物教本质,从而彰显为一种"文化商品拜物教"批判。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下,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一方面以资本增值为目的,在生产中消磨了文化的本真内涵及其应有功能,另一方面渗透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着同化功能,进一步在消费中扼杀了大众思维的能动性和多样性,从而在总体上遮蔽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秘密并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关系。但是这一批判在方法上存在着趋于单一和非辩证的缺陷,需要我们辨明和反思。     

论近代中国启蒙的传统思想资源

面对任重道远的启蒙之路,我们需要从传统中去寻找启蒙的文化资源。明末清初的新异思想以批判宋明理学极力维护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纲常为其重要使命,黄宗羲、顾炎武的思想具有强烈的近代民主意识;李贽的思想反对礼教束缚,充满了对平等、自由和对个性的尊重;戴震系统揭露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杀人本质。明末清初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的“自我批判”思想一定意义上超越了古代封建文化的范畴,是近代启蒙内发原生的现代性思想文化资源。     

试论斯蒂芬·布隆纳对启蒙的捍卫

美国新一代批判理论家斯蒂芬.布隆纳的《重申启蒙》一书指出: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没有把启蒙理解成为一系列的运动和一种精神;没有把进步理解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概念;错误地把反犹主义的根源归咎为坚持人道主义的启蒙;错误地把封建传统产生的集权归因于启蒙;没有认识到启蒙和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没有直接必然联系,没有认识到启蒙需要大众文化提升大众,没有认识到主体性应用环境而非主体性本身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因而,二人错误地批判了启蒙。启蒙不会导致退步,它将永远引领人类不断进步。     

《启蒙辩证法》的启蒙

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从人的一般生存困境出发,以深层的文化批判精神为动力,对启蒙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至上的文化价值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揭示了从前一直被视为自由和解放意识的理性和启蒙,原来不是一种自由和解放意识,相反倒是一种极权主义。因为它并未建立起一个真正合理的世界,反倒确立了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和无限的统治权。人类只能以痛苦为代价来认识事物的真相,只能把自己置于坚定的社会批判的位置上,才能寻找到一条通向人类和自然世界和谐相处的道路,实现真正合理的社会。     

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20世纪中国“先锋戏剧”的悖论与困境

先锋戏剧诞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戏剧文化语境当中,成长于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并遭遇到五种悖论与困境：精神启蒙与世俗化的悖论,形成形式的先锋而人文的价值意义流逝的困境;东西方社会文化语境的错位悖论,产生了先锋戏剧内容缺乏现实依据,因而遭到票房惨败的困境;现代性与民族性共生的悖论,形成了先锋戏剧对戏曲借鉴,形式上的现代性肢解,而缺乏内容上的民族性再生的困境;全球化与中国主体化的悖论,形成了没能＂使世界因特色而存在,反之因特色而成其为世界＂的困境;自由与体制化的悖论,形成了中国先锋戏剧必须在国家—民间—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先锋戏剧少许的成功与多量的失败,成为中国当代戏剧发展的同义阐释,其经验与教训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发展有规避与启示作用。     

近代欧洲“启蒙世界观”及其辩证法

启蒙世界观的核心是主体形而上学,人成为主体,成为世界的立法者(人为自然、道德、历史等立法),但受制于形而上学的知性思维逻辑,启蒙尽管取得巨大成就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反启蒙的哲学样式以矫枉过正的态度来批判启蒙,而实际上却在对启蒙的批判中延续了启蒙精神,因为启蒙是一个无限的历史性的治疗过程。因此,我们需要保持谦逊、清明的理性,坚持形而上学的超越维度,在不断批判旧世界的进程中发现一个新世界。     

启蒙与现代性:一个再思考——基于康德和福柯的启蒙观

康德和福柯先后对"什么是启蒙"这个经典问题所做出的回答,显示了启蒙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从一定意义上说,启蒙精神也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都揭示了主体的生存态势。     

多元变奏:《新青年》的启蒙思想研究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新青年》作为宣传平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有力促进了中国思想启蒙、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新青年》的启蒙思想一直都认为是民主与科学,但实际上其内容相当丰富,包括探讨青年文化、东西文明、反孔非儒、文学革命、民主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等多方面。《新青年》以思想启蒙为旨归,通过对传统文化的辩论、批判,宣传启蒙思想及民主、科学的理念,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启蒙主题,呈现出"多元变奏"的特征。     

现代性精神的嬗变与未来

现代性精神经历了梦想与失望同行的嬗变。由启蒙现代性而生发的文化危机与文化冲突呼唤人们建立一种和谐的现代性。而在追求和谐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精神必须具备不可或缺的反思和批判的品格。     

浪漫主义精神的哲学诠释

盛行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的欧洲浪漫主义思想文化运动，对后世欧洲哲学和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浪漫主义思想精神的价值在性质上足哲学的，在形式上是诗歌的。浪漫主义的精神凸显了人本关切的意蕴以及寻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扬弃人的生存悖论、追求永恒与绝对的精神，唱响了现代性批判的序曲。     

《启蒙辩证法》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以“康德同萨德”命题为切入点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二篇附论中认为,萨德的小说《朱莉埃特》中的主人公朱莉埃特和康德在哲学中塑造的启蒙者是一致的,这便是“康德同萨德”(Kant with Sade)①命题的由来。针对这一命题能否成立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产生诸多争议。大卫·詹姆斯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站在文献学的立场上认为理性在康德那里有同一性和批判性双重属性,而理性的批判性防止了启蒙理性退化为知性②。然而,这一反对意见忽视了《启蒙辩证法》批判启蒙理性的独特视角。实际上,《启蒙辩证法》不仅是从启蒙自身的属性出发批判康德启蒙理性的,而且还将启蒙理性置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视域之中。正是由于启蒙理性和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使得理性的批判性在强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前丧失了力量。     

呼唤文学的社会理性

王朔对金庸的“叫板”以及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十作家批判书》 ,在社会上、尤其在文学界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决不是偶然的 ,应视为 2 0世纪 80年代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90年代以来“文化批判”行为的延伸。与文革时代独尊一家的文化批判不同的是 ,今天之文化批判现象是个人文化意识的自觉 ,是知识分子对人文学科自身地位的确认。尽管在批判的方式方法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但体现出的是一种学界对理性启蒙的期盼。我反对当前流行的把诸种文化现象一揽子归因于媒体炒作 ,或者市场经济现象之类的老生常谈 ,也反对以世故的心态来把…     

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反特权思想

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借鉴和吸收早期基督教和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平等观念,结合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特权、政治特权、文化特权、宗教特权与男权和夫权等特权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     

伏尔泰文化史观评析及其学术意义

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伏尔泰被后人称作“文化史之父”。伏尔泰在文化领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可称为近代文化史的奠基人，伏尔泰的文化史观可归纳为批判的文化史观、进步的文化史观、通俗的全球史观，作为文化史家的伏尔泰用其严谨的求真态度、理性的进步思维、深刻独特的见解，为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对大众文化的案例性批判 崔健与商业文化的悖论

对大众文化的案例性批判崔健与商业文化的悖论王晓华崔健虽然仍活跃在舞台上，但在我和很多摇滚迷心中，他的光辉已经属于过去，一个肉眼看不见的告别仪式正在进行。过去的崔健已经死于商业文化的游戏规则。当崔健的确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时，他在唱《一无所有》时是用自己...     

时间悖论的破解及其限度——哈特穆特·罗萨社会加速批判理论探析

哈特穆特·罗萨在其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中通过对社会时间结构的分析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时间悖论,即科技加速与生活节奏加速的同时在场。为破解时间悖论,罗萨从形式和内容两个层面对其根源展开分析：在形式层面,时间悖论源于个人事务量的增长速率超过了由科技变革所推动的相关过程的加速速率;在内容层面,资本变现逻辑、社会加速循环和加速的承诺作为结构和文化力量共同推动个人事务量的高速增长,使其速率不断超过相关过程的加速速率。罗萨进而提出破解时间悖论的“后增长社会”方案：一是构建经济民主制;二是引入无条件保障基本收入和基本时间的制度;三是将主体与世界的共鸣关系作为衡量美好生活的尺度。“后增长社会”方案虽然在价值取向上有合理之处,却没有真正切中引发时间悖论的根本现实,即贯穿于现代社会中的资本逻辑。只有彻底超越资本逻辑,才能真正地破解时间悖论,实现人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