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离岸金融市场条件分析

离岸金融市场自形成以来得到了巨大发展，目前，这种新型的金融业务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国际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被批准成为继深圳、上海后我国第三个离岸金融试点地区，构建和发展滨海新区离岸金融市场已成为实现我国金融国际化的战略选择。由于天津滨海新区地处环渤海经济带中心，内靠“三北”，面向东北亚，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滨海新区多年的发展，已建立起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格局，成为目前我国经济最为活跃、外资回报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并由此产生了对离岸金融业务的大量需求；同时，国家出台政策进行扶持，鼓励滨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制度创新，使其汇集了几乎中国所有的先进体制和特殊政策，客观上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滨海新区同样存在缺少创新型金融人才、金融机构分布格局不尽合理等不利因素，同时还要面临与浦东新区等的竞争。因此，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必须扬其优势，克服弱点，才能不断推动滨海新区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最终实现以金融带动经济，促进天津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论区域发展促进立法的实施效果评估与反思——以《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为例

在新一轮区域发展规划热潮的影响下,辽宁省至少参与或主导了两个层面四种类型的区域式发展,沿海经济带便是其中之一.制定于2010年的《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是一部用于推动和保障沿海经济带经济发展的专门立法.鉴于该部条例的实施情况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此类立法的得失,因此有必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借助于立法后评估理论,通过调研和分析可知,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精细化程度不高、政府角色过重以及合作机制不足等问题.在立法技术方面,该条例也存在着语言表述不准确、逻辑结构不合理和缺乏有效的实施保障条款等问题.在反思和论述区域发展究竟需要怎样的立法这一问题后,文章最后就如何改进沿海经济带发展促进条例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滨海新区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创新中的发展对策

随着东北亚和中亚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间的经贸往来与合作日益加强,使得陆桥经济,特别是新亚欧大陆桥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伴随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升级,天津滨海新区在新亚欧大陆桥北线中的特殊地位便凸显出来,其区域协调与先行先试的带动与示范作用将越来越大。滨海新区应高度重视和把握新亚欧大陆桥发展的新机遇,以线串点,以点带面,与京津联手,构建城市群,推进中国陆桥北线经济带有序协调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与环渤海地区的历史性机遇

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列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不但为滨海新区和天津市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性机遇,而且也将对整个环渤海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做大做强滨海新区,克服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体制性障碍,延长新区产业链,将使天津滨海新区成为环渤海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增长极”,并有力地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     

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研究

通过对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发展现状分析,发现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旅游产品开发缺乏特色、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充分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资源的优势、促进沿海区域及周边区域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完善配套基础设施、积极推动低碳旅游模式、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鼓励实施“旅游+”工程等对策建议,推动辽宁沿海经济带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天津滨海新区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制度的创新初探

国务院在《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总体方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把天津逐步建成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发行、管理、交易、信息和人才培训中心。"这实际上为天津滨海新区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提供了最基本的行动纲领。天津滨海新区应当立足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巩固基金注册和募集便利等现有优势,与国家各部委、大型央企合作,发起与特定产业紧密结合的新型产业基金,规划先行、政策引导,实现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良性互动发展,加快建立全国性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中心。     

基于沿海经济带视角的丹东产业集群分析

在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丹东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重要一翼，产业集群的发展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重点问题，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本文从丹东发展产业集群的现实意义入手，分析了产业集群现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构筑区域科技高地 引领支撑经济发展——关于天津构筑科技高地的战略构想

当代世界区域科技发展呈现出一批科技高地引领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等六大发展趋势.遵循区域科技发展趋势与科技高地形成规律,提升天津科技在全国的地位、形成天津科技创新的集成优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应在"十一五"期间,尽快形成以津西科教新区、滨海新区为核心和两翼,以科贸中心市场为重要依托,以区县特色产业集群为腹地和基础的天津区域科技发展战略格局.     

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和谐珠海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珠海,关键在于珠海西部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发展应着重加大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继续发扬敢闯、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使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保持社会安定团结.     

辽宁沿海经济带引领下的科技人才培养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科技人才作为＂战略资源＂对经济的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辽宁发展沿海经济带需要大量的科技人才,但是目前辽宁省的科技人才数量还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本文从社会用人机制和高校教育两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从企业创新用人机制、改革教育体制以及政府应尽的公共职责三个方面提出了培养适应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的科技人才的建议。     

试论灾区留守儿童的心理救灾

四川灾区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留守儿童。5．12汶川地震灾难之后,这些幼小的、原本就孤独的心灵中的阴影就更加挥之不去,创伤不知何时才能抚平。灾后留守儿童在心理上都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应通过借鉴国外灾后心理辅导等相关经验,对儿童和青少年加强灾后心理干预,来解决精神创伤问题。     

沿海地区农业和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

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重要任务.沿海地区是全国农业率先利用外资、开展海内外农业交流、进行结构调整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实践优势和市场环境优势.为更好地发挥这些优势,沿海地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实现结构调整一是调查种植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二是积极培育市场,搞活农产品流通;三是积极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四是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五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六是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推进农村外向型经济发展;七是切实加强领导,搞好宏观调控.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条件的辩证思考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各自影响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的因素中都具有利弊两个方面的影响,有利条件中往往有着不利因素,不利条件中又往往有着有利因素。只有辩证认识、科学把握发展条件,才能坚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使科学发展观在各自地区都能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贵州农村党建工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贵州农村党建工作,从当前来说,要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党组织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在农村党员干部规范化管理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体制上有所创新,建立一套“干部经常受教育、农民长期获实惠”的党建工作长效机制,从而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妇女自杀问题探究

农村妇女自杀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村妇女自杀分为冲动型自杀、悲观型自杀、威胁型自杀和报复型自杀4种类型。造成农村妇女自杀的原因很多,需要我们针对性地采取防范措施,并对她们的生存状况给予特别关注。     

乡村振兴战略下广西边境民族地区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广西边境民族地区乡村是多民族聚居地区,也是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生态多样而脆弱,乡村治理面临着组织、发展、文化和激励等方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强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坚持改革创新,积极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机制,强化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发挥乡村文化的治理功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形成合力共同推进沿边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是边境民族地区乡村实现治理有效的可行路径。     

海峡两岸司法解释之比较

海峡两岸的司法解释制度虽同宗同源 ,但在解释的主体、对象、程序、效力、功能及司法解释与判例的关系等方面却存在极大的差异。两岸政治文化传统上的同宗同源以及法律制度与精神上的传承关系的共同性 ,决定了台湾地区的司法解释体制可以成为我国司法解释乃至整个法律解释体制改革的他山之石。     

论警察权力行使中的误区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法治文明的发展水平。当前,警察权在行使中有利益化、地方化、绝对化、扩大化的倾向,主要缘于警察的司法体制、领导体制以及经费保障不足等因素。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规范警察权利的行使。     

边疆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防范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呈明显上升态势。边疆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既有群体性、公开性、违法性,又具有潜在的涉外性、敏感的民族性、较强的宗族性、时常的宗教性和偶尔的敌对性等特点,预防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基础性措施,即：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正确处理民族宗教文化冲突;完善体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二是法律措施,即：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民众法制意识;依法确认和保护公民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加强政府执法水平,保障公民权利;依法建立健全预警机制。     

中国农村法治的型构

中国农村法治建设需要从四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多管齐下,加强法治观念的培育;二是采取措施,推动城乡结构的转型;三是完善和理顺民主机制,落实村民自治;四是从客观现实出发,整合法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