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与量刑证明一分为二论

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同属于以证据为基础的证明活动,在证据属性、证据规则、证明模式、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方面呈现一体同生的遗传因子,共生于证据法学体系中。以"一分为二"的哲学理念探析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统一与分离的证明关系、严格与自由的证明模式套用之争、标准与差异的证据规则之议、一维与多元的证明责任之疑以及单一与分层的证明标准之惑,有助于明确量刑证明在证据法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推动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理论体系的协同发展,促进量刑证明的规范化。     

民事证据之证明模式论

在新一轮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中，改善和完善民事证据制度成为了焦点，进行证据立法也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司法实务部门和民间的立法准备工作已经展开，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也正在起草民事证据规则，部分民事诉法学者和民法学者已着手草拟民事证据法，     

失范与规制——人权维度下的口供证据规则之重构

口供是我国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之一,对证明案件具有重要作用,在许多国家甚至被称为"证据之王",但在司法实践中,又以其获取方式极易损害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倍受关注.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口供证据规则立法与程序的缺失,如何实现保障人权与惩罚犯罪的平衡,建构我国的口供证据规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笔者通过对我国口供证据规则失范的反思,试图通过引入"零口供"、刑事司法豁免、司法审查等相关制度,对口供证据进行合理的司法规制,从而完成我国口供证据规则制度的重构.     

证据制度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类型化分析

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现代证据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裁量权可以分为开放型与封闭型两种基本类别。开放型裁量将价值判断引入司法证明的过程中，使诉讼证明区别于纯粹的科学证明。封闭型裁量则以维护立法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为目标，追求司法证明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对两种自由裁量之间关系的不同处理，导致了司法证明在灵活性、判决结果的合法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应当将“以开放的体系追求证据制度在逻辑上的统一”作为证据制度的发展目标，以此确保诉讼证明的和谐性与确定性之间的统一。     

论促进家庭暴力认定的证据机制——以诉讼行为的激励作用为视角

人类的行为可以分为基本行为和诉讼行为,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诉讼行为对基本行为具有激励作用,能够促进和改善人们的基本行为.为了通过诉讼行为遏制和减少家庭暴力,考虑到家庭暴力案件“证据少”“证明难”的特点,应当通过一系列证据机制来强化司法裁判中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认定,包括强化证据固定、证据范围拓宽、证明责任减轻、证明标准降低等.在重视家庭暴力案件证据规则特殊性的背景下,我国反家庭暴力立法中的证据规范应作相应调整.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对刑事诉讼“孤证不能定案”的若干反思

长期以来,＂孤证不能定案＂作为一种共识已经演变成了司法实践中的一项潜规则,但事实上,它既不是法律原则,也不是证据规则,而且还违背了诉讼证明规律。为了准确实现刑事诉讼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任务,必须破除这一潜规则,回归到证据质量优于证据数量的正确轨道上来,重视对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审查判断,在特定情形下,孤证可以定案并不违法。     

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思路——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刑事证据立法与刑事政策密切相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出台为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宽严相济"要求从"宽"和"严"两个角度入手来优化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制度设计。刑事证明目的的多元化、刑事证据规则的弹性化、刑事证明责任的理性化和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化是完善我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路径。     

司法认知:证明责任的新视角

证明责任解决的是当事人对哪些事实应当举证证明,否则承担败诉风险.司法认知解决的是哪些事实不需要当事人举证证明,免除当事人的证明责任,而由法官直接确认.在证据法学中,人们往往热衷于从证明对象的角度来把握哪些事实应该由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而鲜有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的承担.如果从司法认知的角度来把握证明责任,那么司法认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但是司法认知只影响主观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与客观证明责任没有实质的关联.     

刑事证明理念的质疑与重构

：刑事证明的理念，就是作为刑事证据立法、刑事证明实践以及刑事证据法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和指导思想。笔者认为，刑事证明应具有客观性、相对性和正当性。客观性是封刑事证明的实体要求，相对性是封客观性的限定与补充，正当性则是封刑事证明的程序要求。刑事证明的“三性”体现了立法者封秩序、人权、真实、公正以及效率等价值的追求，但刑事证据立法与司法经常涉及封多元价值进行平衡的问题。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最佳证据规则

最佳证据规则是普通法系的一项古老的证据制度,该制度起源于英国,但此后被美国不断发扬光大,并广泛应用于证据立法和司法审判。在历史演进中,最佳证据规则虽然在现代呈弱化趋势,但其精神却从未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民诉法确立的原始证据优先原则与该制度也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由于立法技术和体例的原因,我国证据立法中并未明确最佳证据规则的地位,相关制度规定也存在立法分散、内容矛盾等缺陷。因此,我国需要对该规则加以完善,使其更有效地应用于司法实践。     

证据科学的走向:国际视野与中国语境——对证据问题研究领域的初步分析

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2011年中国证据法治前进的步伐

2011年,我国证据法治建设继续稳步前行,在证据立法、证据司法和证据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以下从六个方面进行概括。一、证据规则继续完善本年度,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确立了一些重要的证据规则,反映了我国证据法治的重大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缺陷。     

论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威格莫尔证据法思想及其启示

威格莫尔被尊称为“英美证据法学的集大成者”,其证据法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整个英美证据法学.威格莫尔的证据法思想继承了英美证据法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经由《普通法审判中的英美证据制度专论》向《司法证明科学》的学术转向正在促进着美国证据法学研究的整体知识转型.这对于中国证据学科的建构有着极大启示:我们应该建立“规则”加“规律”的学科研究范式,从而迈向独立的“证据法学”与整合的“证据科学”.     

司法证明的科学方法探析--以王书金案为样本

通过对“王书金案”中涉及到的部分证据认定问题进行分析，引入西方司法证明科学中已臻成熟的理论和方法，为传统方法另辟蹊径，更多地关注证明过程的科学品性，拓展研究者理性选择的空间，做出不同于既有诉讼进程的诠释，为我国司法证明科学的发展带来新的视角与方法，试图形成一个可以科学描绘和处理司法证明的观念体系和方法论框架。     

探析我国诉讼法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证据裁判原则是作为我国证据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诉讼案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证据裁判原则的历史出发,重点关注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认识论和价值论的角度,将证据法学相关理论同司法实践相结合,致力于最大程度还原案件的客观事实,以期避免冤假错案的出现.     

证据法若干基本问题的法哲学分析

通过对证据法中的三个基本问题进行历史的和辨证的分析，作者认为：关于诉讼证明要求，近几年兴起的“法律真实说”并不是完善的学说，而传统的“客观真实说”只要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加以修正，就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关于证据调查的方式，当前的任务不是仅仅从口头上强调当事人举证，限制法官查证，而是正确地划分当事人举证与法官查证各自的范围，并完善相应的保障和约束机制；关于司法证明方式，全盘接受自由心证制度或法定证据制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不是理性的选择，应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两大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在证据制度的不同方面，分别借鉴两种模式中的有益部分。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司法认知运用情况的调查分析

司法认知作为一种诉讼证明方式，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笔者在法院系统经过细致的调查和访谈，试图站在审判实践的角度剖析司法认知，以期对我国即将进行的证据立法有所裨益。     

我国证据立法的若干问题——从证据法理论基础角度谈我国的证据立法

近年来,证据立法成为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共同关注的问题,尤其在立法体例、相关制度的配套建设等方面体现了不足之处。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离不开对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深入研究。我国的证据法学理论基础应该包含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司法正义价值论,从而来指导、完善当前的证据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