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析立功线索价值的认定

立功是我国刑罚裁量中从宽处罚的法定考量情节,对犯罪分子立功的正确认定决定其罪刑的轻重,其中立功线索的价值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立功线索除主要来源于犯罪分子本身外,还来自于犯罪分子亲属、特殊身份人、律师以及其他犯罪分子等主体。不同的立功线索、不同的立功线索来源或不同的提供立功线索的主体,决定着所谓立功线索的价值存在和价值大小。     

适用立功制度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在打击犯罪、改造罪犯的司法实践中作用重大。应从实体、程序两方面正确认识和运用立功制度 ,以保证其目的的实现。本文从立功的范围、如何贯彻“立功从宽”、适用立功的程序保障等方面作了探讨。     

走出理论迷离与实践疑惑: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思考

立功乃我国特有的刑罚裁量制度,自该制度适用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立功成立条件,以及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争议颇多,特别是对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更是陷入适用乱局。要化解检举揭发型立功认定所涉及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局,需从探究立功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着手,明晰立功制度的规制目的与制度本质,厘清立法规制预期与实然实效之间的差异;而后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解释基础,对立功主体与立功线索的互动型关系作合理圈定,最后对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与立功认定之间的实践关系予以阐释。     

走出理论迷离与实践疑惑: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思考

立功乃我国特有的刑罚裁量制度,自该制度适用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立功成立条件,以及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争议颇多,特别是对检举揭发型立功的实践认定更是陷入适用乱局。要化解检举揭发型立功认定所涉及的理论迷思与实践困局,需从探究立功制度的正当性根基着手,明晰立功制度的规制目的与制度本质,厘清立法规制预期与实然实效之间的差异;而后以既有的法律规范为解释基础,对立功主体与立功线索的互动型关系作合理圈定,最后对立功动机的正当性与立功认定之间的实践关系予以阐释。     

帮助立功的法律性质及司法确立路径

帮助立功是典型立功的异化形态。帮助立功的困境是，因为帮助者因素的介入，犯罪分子的立功无法被刑法独立评价。帮助立功规制的重点不是帮助立功本身，而是帮助立功中的伴随违法行为，这是帮助立功正义性的“底线”。司法实践应当有限度地承认帮助立功。     

论功利原则在我国立功制度中的重新定位

功得原则是立功制度的价值基础,但我国立功制度实现了功利化,从而导致立功制度在价值上的扭曲。在重新规制我国立功制度的过程中,还必须坚持公正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强调立功动机和立功来源,建立健全相应的被害人救济制度。     

论自首立功的从宽处罚

自首和立功是司法实践中十分常见的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着诸多认识分歧亟待统一。本文立足实践,探讨了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立功从宽处罚的适用等问题,并从司法操作层面对自首立功制度的立法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带领侦查机关抓获同案犯的立功认定问题探讨

立功制度的本质是“功利”的。受“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引，成立立功必须有犯罪嫌疑人的立功的行为以及立功的结果，即实效性。对于侦查过程中非因侦查机关重大过失而导致的难以侦破案件或抓捕未果等风险，后果应当由犯罪嫌疑人本人承担。然而，立功制度又不是完全“功利”的。立功作为刑罚的一种量刑制度，应当受到以公正为价值追求的罪刑均衡原则的约束。“犯罪分子带领侦查机关抓捕同案犯”构成立功，应当同时满足五个特性：主体性、时间性、必要性、实效性和即时性。     

立功时间要件探析

正确认识立功的成立条件，是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立功，从而对有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准确量刑的前提。关于立功成立的时间要件，起始时间应为“犯罪分子犯罪之日起”，而截止时间可以限定为“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诉讼之日前”，犯罪分子在审判阶段的立功行为，应作为行刑制度中的立功予以处理。     

我国立功制度再探讨

立功制度作为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重要意义。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对我国现行的立功制度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但仍存在着缺憾和不足。突出立功的主观悔罪性,防范买功等借立功制度逃避制裁的违法行为,构建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功制度,是进一步完善立功制度的根本出路。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问题研究简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入罪,增设危险驾驶罪,一般判处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拘役,并处罚金,但是,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对行为人判处的刑罚在全国范围内没有一个量刑的统一标准,在刑罚的适用上排除了缓刑的适用,对罚金刑的适用也没有任何的限制,存在法官恣意行为之虞,也有悖于罪刑相适用原则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的行为人适用拘役刑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量刑标准,对其适用罚金刑时应当根据不同的影响量刑的因素对罚金的数额加以限制,并且存在对行为人适用缓刑的可能性,而不能主观地认为缓刑轻于行政处罚.     

从后退的“黄金桥”到后退的“独木桥”——论共同犯罪的犯罪中止

刑法中设置中止犯并给予宽大处理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人们及时退出犯罪,然而,由于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共犯人成立中止的条件比较严格,致使鼓励中止、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作用难以充分发挥。针对此问题,在中止之外承认脱离共犯关系,有助于缓和这一矛盾。     

刑罚与赔偿互易之博弈论衡

刑罚与赔偿互易是指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相互转化,其本质是国家、被害人与罪犯的博弈：犯罪人在满足被害人求偿愿望的同时,获得从宽处罚的机会,国家也因此节约了行刑资源。要使得这种博弈实现利益最大化,应当明确这场博弈中的利害关系主体,并明确这些主体的利益需求,将其设计成类似于合同订立的＂要约与承诺＂模式。     

胁从犯的不合理性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共同犯罪人分类中的一种独特类型。我国刑法按照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将共同犯罪人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无论是从保护人权的角度考虑,还是从立法科学性的视角考量,都应当取消胁从犯的概念,对因受胁迫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的主体不作罪犯处理。     

论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终点作了规定,但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起点即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规则却没有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是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屏障,也是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基点。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标准,而告知诉讼权利则是确认第一次讯问的程序规则,被调查人也有权申请确认其为犯罪嫌疑人。     

论和谐语境下对监狱服刑罪犯的宽容

在监狱行刑工作中,贯彻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就是要凝神聚力地推进行刑现代化的进程。培育对服刑罪犯的宽容意识是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内在基础,宽容意识本身又通过监狱行刑人道化、监狱事务民主化及未来行刑前景社会化等价值追求的实现得以勃兴。需要正视对服刑罪犯宽容,做到宽容不宽纵;积极内化对服刑罪犯宽容,更新罪犯教育改造观念,完善狱内服刑罪犯的权利救济机制和适时引导国民对罪犯群体的适度宽容的情感。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老年人犯罪研究

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犯罪问题不容忽视。国外大都有关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殊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我国具有悠长的历史,但现行刑事立法并没有相应体现。从刑事责任能力、刑事责任正当性根据、刑罚本质属性来看,都应该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从宽"应该体现在实体性保障与程序性保障上;另一方面对于主观恶性较深或人身危险性较大的老年犯罪人,应该"从严"。     

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分析及实践

刑事和解是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符合刑法的基本原则，也丰富了犯罪概念的内涵。我国在刑事和解制度建设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实践，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在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时要注意正确看待其在犯罪处理中的作用和地位，加强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     

牵连犯若干问题探析

各国刑事立法对牵连犯态度各异,理论界对牵连犯的概念和牵连关系的认定也存在很大争议,这种现象给刑事司法实践造成了极大不便,因此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应当以数罪并罚为准,而将具备吸收关系特征的牵连犯置于吸收犯理论中讨论。在此意义上,牵连犯概念没有存在的必要,应当予以废除。     

义务犯的正犯原理

义务犯是一种有别于支配犯的独立正犯形态。义务犯之义务是一种专属于义务主体的积极义务,该义务未必是来自于刑法之外的先刑法义务。一方面,义务犯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一是能够克服传统理论对身份犯处理的误区,并赋予身份性构成要件以特殊的地位;二是弥补传统支配犯理论在处理不作为犯上的不足,并为解决不作为犯中的理论难题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为了防止义务犯走向过度保护法益的消极面,也要对义务犯的适用空间进行合理限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