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视野中的权力与权利关系

宪政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问题 ,各国在致力于二者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期望是共同的。因此 ,我们可以透过权力与权利在西方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强弱势态的变动认识宪政演进的基本轨迹。可以肯定 :权利与权力关系的强弱势态变动构成了宪政运动史的一条基线 ,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并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事实上 ,二者呈同步扩展的态势 ,强权力—强权利的模式因顺应国民和社会生活的要求而展现出更为持久的生命力 ,标志着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良性平衡结构的形成。我们必须立足于转型时期的具体国情从实现双向互动、共生共强的双赢格局考虑出发设计、规划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 ,将权利与权力关系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和出发点检视宪政建设之得失、成败 ,以求真正植根于中国情境之中的宪政事业的成功。     

元规则下的选择——兼论宪政与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下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博弈体现了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而宪政制度无疑是制度因素的根本和源头,如何对作为经济发展起到原动力作用的宪政制度加以有效的规制与设计,作为宪制选择的元规则对于市场经济制无疑具有积极必要意义。     

宪政理念下纳税人权利的保障

纳税人权利及其保障已成为当前一个极富现实意义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但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的有效保护,还有赖于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宪政体制的真正建立,既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和以税务机关为代表的公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积极配合,更需要广大纳税人的积极努力和参与。     

和谐语境之宪政平衡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要义当是“和谐”。和谐社会的宪政建设也必然要高举“和谐”大旗,追求和谐。宪政包含国家最为根本的关系和构成要素,如何才能使这些根本性的内容实现和谐呢?宪政平衡理论的提出和讨论给了人们启发。宪政平衡是指宪政各构成要素在运作过程中依据既定的制度设置和程序规则在对峙、制约的基础上呈现出的相对和谐、共存的状态。平衡性宪政应是我们宪政建设的方向。     

论表达自由在宪政社会中的作用

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国际人权运动重点争取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有利于促使公民自身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有利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促使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宪政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表达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法治国家实现程度的标志。     

论科学执政的宪政要求

科学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五十多年执政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理念,而要实现长期执政并执好政,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宪政的角度来构建我们自己的政治文明,即解决好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竞合,合理配置国家权力,加强权力监督。只有按社会主义宪政的要求科学执政,党才能完成自身历史使命,实现长期执政。     

论宪政秩序与政治文明

宪政是政治秩序的法律化 ,宪政建设的目标是建立宪政秩序。宪政秩序是政治文明的基础。宪政秩序建设的基本内容以宪法的正当性为前提 ,以制度正义为基础 ,以宪法调控功能的发挥为保障。     

社会失衡的宪政根源与宪政建设的功能定位

社会阶层的多元化对宪政的生成与发展起着强有力的推进作用,而宪政在社会分层的基础上产生之后又从根本上实现了多元利益之间的良性互动。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分层和利益分化为宪政建设提供着不可缺少的社会历史前提,但由于其并非完全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致使社会分层在活跃运动的同时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异变和紊乱,甚至出现了社会结构的失衡与断裂。利益关系的调谐、社会结构的均衡,不单纯是一个经济发展或社会政策问题,更关涉着权力的规范与制约、权利的保障与实现这些宪法学的基本命题,并凸显为我们这个时代艰巨的宪政任务,涉及宪政建设的功能定位与执政理念和制度安排中的价值取向。     

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20世纪西方宪政发展趋势

在20世纪以前,强调政府权力"有限"一直是西方宪政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主旋律.经过世世代代的经验积累和理性思考,人们终于在近代初期摸索出一套以分权制衡为主体构架的限权机制,权力滥用与腐败的潜能受到有效遏制.与此同时,政府"有限"论作为一种政治信仰和政策选择也被推到了顶峰,政府"有为"的作用和意义被严重忽视,结果导致诸多负面效应.于是,从20世纪起,西方各宪政国家纷纷摒弃了片面强调"有限政府"的"消极宪政"模式,转向努力寻求"有限"与"有为"平衡的"积极宪政".这种发展趋势至今势头不减.     

宪政基本原理初探

宪政的基本原理有三：首先．宪政以权力和权利为基石范畴．权力和权利是对宪政现象的矛盾特殊性及其内在联系最深刻、最全面的反映，体现了宪政的价值属性和主体性，是宪法规范的核心和实质．是宪政体系的逻辑起点。其次，宪政以良宪的存在为前提，良宪对宪政的保证源自其自身蕴含的契约精神，在拥有良宪的基础上．要承认良宪至上。最后，完政的实质是平衡机制，从宏观上看力求达到权利和权力的平衡．从微观上看．权利的保障要实现民主和少数人利益的平衡，权力的运行要实现有限与有为的平衡：     

法平衡范式下权利理念的变迁

进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到新阶段,不断推动中国当代法哲学研究范式向前发展,权利本位范式正在逐步向权利——义务平衡范式转化与演变。权利是权利本位范式的基石范畴,法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必然带来权利理念的变迁,法平衡范式修正了权利预设,进而推动权利逻辑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权利方法论立场从＂原子论＂转向＂关系论＂,权利本质从斗争性转向合作性。     

宪政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

大部制改革不仅标志着中国宪政建设的新阶段,而且标志着宪政理论发展的新高度。宪政视角下的大部制改革,既是关于国家机关实行精简原则并反对官僚主义的宪法规定在行政体制内的自我实现,也是在行政权系统之外的综合性政治体制改革,这恰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这一怪圈的根本出路。     

论民主宪政的模式

作为西方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民主和宪政都被寄寓了人类对幸福的憧憬和期望,但各自又蕴涵着特有的价值理念和人文关怀.相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而言,民主与宪政都只是手段,个人权利和自由才是目的.在制度层面,要建立健全民主宪政体制,应重塑"民主"与"宪政"的协调并用模式,扬弃单纯的民主和单纯的宪政的弊端.     

论财政立宪主义语境下的税收权控制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实行和法治国家的建设均呼唤财政立宪主义理念的落实,其中对国家税收权的制约是核心。为此,不仅需要从宪法的意义上对＂税收＂的内涵进行解读,展现其中蕴涵的宪政主义精神;而且需要从征税权的行使、税收收入的使用、纳税人的权利保护、征税权的合理划分等制度上进行建设和完善,方能在通过财政立宪推进中国宪政进程方面见到实效。     

宪法属性构成与宪政发展

宪法自身具有的政治性、法律性和文化性等多重属性彰显宪政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形成机理.宪法属性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实际冲突.对宪法属性及其相互关系开展必要的理论研究,实源于中国宪政发展的实践困境.认识宪法自身属性的不同方面,有助于加深对宪法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并为推进宪政建设开辟思维进路.     

宪政认同：民族认同的现代性转向——兼析少数民族发展权的宪政认同建构功能

民族认同是当代中国的宪政问题之一。民族间的和谐共存与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历史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凝聚力及公权的强制力,它更应基础性地依赖于民族间发展出一种拥有最大公分母的精神层面共识以及资源理性配置的制度性条件与框架。宪政认同便是对这种依赖的回应。宪政认同是在承认民族认同间差异的基础上,进而为这种差异构建一种法政层面的共性与交集,为民族认同这种历史、文化与感性的认同奠定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性认同框架、规范与发展方向。在当今中国语境下,民族认同应以宪政认同为转向目标,公权对少数民族发展权进行法律保障能使其承担起重要的民族完政认同构建功能,而民族宪政认同的发展对民族分离态势的消解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论大学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与平衡

近年来不断涌现的大学生诉高校不当处分案 ,反映了学校惩戒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现实冲突正在加深 ,实体规则的缺陷、程序规则的缺乏以及救济渠道的不畅都是导致惩戒权与受教育权失衡的原因 ,如何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校惩戒权进行规制 ,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 ,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很大的意义。     

中国宪政之路的反思

近代中国 ,宪政运动伴随着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斗争而展开。回顾百年来中国宪政与宪法的历史 ,可以帮助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同时 ,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民主宪政的理论 ,提高全民的宪法观念和法律意识 ,使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

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近年来,"公民上书"事件的涌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公民上书"对于推进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都具有相当作用,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违宪审查的某些做法,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的不足加以改进,设立宪法委员会,让"公民上书"的范围扩大,能得到及时回应以及特殊情形能以听证形式进行,让"公民上书"在宪政的推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