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为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外资银行的稳健运行,需加强对外资银行的监管.但我国目前的外资银行监管立法尚有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层次较低、效力不强,未明确监管原则和监管目标,在立法规定上有不少疏漏的地方,有些规定不尽合理.针对这些不足,完善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途径是:提高立法层次,明确规定监管原则和目标,完善具体内容,修正不合理的规定.     

洋务运动期间外资银行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反思

洋务运动时期,外资银行实力及影响力的飙升虽与不平等条约赋予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有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外贸易发展内生金融市场的扩大、外资银行组织制度在内部治理及厚集资本上的优越性、外资银行较高的管理水平及业务创新能力、较审慎的经营方式、投资者认可的信誉、华人为寻求产权保护和资产增值而踊跃附股外资银行等因素,其中的微观因素也可为我国现阶段的银行所借鉴或引以为戒.     

加入WTO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的完善

我国现行的保险法律法规 ,与世界贸易组织原则、国际通行法律法规以及国际惯例之间存在着差距。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保险立法 ,加快与国际贸易组织法律法规的接轨 ,必须提高立法层次 ,坚持国民待遇原则 ,重新界定保险分类 ,转移监管重心等。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及其完善

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指的是由我国特定的立法主体,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认可与变动国际劳工标准这种特定社会规范的问题,是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影响的具体体现。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适用立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在立法方式上,采取"转化"还是"纳入"的方式,缺乏统一规定;在立法主体上,存在立法主体准备不足,参与力度不够的问题;在立法内容上,国内劳动立法与国际劳工标准相比仍显粗糙。进一步完善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适用立法,需要在立法方式、立法主体、立法内容等方面努力。     

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的影响

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的影响,体现在正负两个方面.其正面影响包括:外资银行的强健程度和救援可得以及"避风港"的作用,可以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带来较强的稳定性;其负面影响包括:金融机构不稳定性增加,外资银行的新业务品种与策略引入了新风险,通过资本渠道传入外部风险.面对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应强化外资银行的准入管理,对外资银行实施有效的动态监控与退出管理,完善自身的银行体系,以便趋利避害,维持国内的金融稳定.     

如何看待当前的法外"地方立法"

本文首先说明了什么是地方立法,分析了当前地方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指出了法外"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之间的微妙关系,并就国家与地方如何对待基层政府的"立法权"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国家应严格控制地方的立法权,地方政府也应掌握好立法权的度,应合法、合理地使用这一权力,以免与国家立法权发生冲突;最后,还指出了现行<立法法>在地方立法权的主体方面所存在的缺陷.     

实现国有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加入WTO后,外资银行将会以更大的规模、更多的业务、更快的速度进入我国的金融领域。随着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原则的实施,外资银行的竞争优势将逐渐显现,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压力和弱点也将日益显露。必须采取切实的应对措施,实现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的理性思考

我国银行业对外开放已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外资银行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对外开放又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银行特别是外资银行该怎样运作,国家应该怎样对外资银行实施更有效的监管,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思考.     

论外资准入阶段国民待遇与中国的实践

国际投资自由化要求给予外资宽松的投资准入环境,给外资以国民待遇。国民待遇、尤其是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投资条约的普遍条款。在投资自由化的国际趋势下,我国应慎重对待外资准入阶段的国民待遇,制定统一的内外资投资待遇标准,取消目前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实行产业自由化政策,外资政策和法律应建立在对外资的引进和保护与维护我国的外资管辖权的基础上。     

在矛盾中获利──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

就目前情况而言，跨国公司多 以发达国家为母国，发展中 国家则基本上只是跨国公司的东道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政府的外资政策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 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在双方各自目标上的歧异，使双方产生矛盾成为必然之事。跨国公司的基本目标，在于凭借其特有优势从事经营，以求其所得收入的净现值尽可能大，而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东道国旨在引进跨国公司先进的技术和经营方式以便促进经济增长，提高本国公民收入水平。这一目标的歧异至少在中短期内难以协调一致。然而，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东道国政府…     

我国中介组织发展的障碍及其消解

当前我国中介组织正处于一个发展壮大和与国际接轨、竞争的关键时期 ,加快立法、统筹规划、强化监管、积极扶持 ,对中介组织的完善和加快发展极为重要。但我国中介组织的发展问题依然突出 ,诸如立法滞后、管理体制不顺、资格认证制度不健全等等 ,国家应本着“积极鼓励、严格规范、加强监管、统筹规划”的原则支持其发展。     

利益相关者合作视野下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

跨国公司处于一系列多边关系的中心,各种利益相关个体或团体受益或受损于跨国公司的运营,因此,跨国公司应对其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在确保股东利益的同时,跨国公司还应该考虑其行为对员工、消费者、供货商以及对社区、对环境、对跨国公司母国、跨国公司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等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影响。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是一种合作互惠的动态博弈的关系。因此,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强化依赖于跨国公司利益相关者,即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国际组织、社会团体、媒介、公众、消费者以及跨国公司自身的合作引导与共同治理。     

论我国企业立法体系的重构

我国目前有企业所有制和企业组织形式两种企业法律形态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双重企业立法体系。以所有制为标准的企业立法体系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和WTO国民待遇原则相违背。我国应以企业组织形式这一单一标准重构企业立法体系,这需要从修改公司法、合伙企业法,让个人独资企业法适用于外资企业,制定股份合作制企业法,完善国有企业立法,重构外商投资企业立法等方面入手。     

银行业全面开放后中资银行的竞争策略

根据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2006年12月11日我国银行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届时不受地域以及业务范围限制,可与中资银行在同一市场环境和监管规则下直接竞争,这将给中资银行在许多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也将发生重大改变。中资银行应从中间业务、风险管理、金融创新、公司治理、人才管理以及与外资银行合作等几方面,大力推进银行改革,不断提高自身国际竞争力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论网购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之完善

网购中的信息不对称、交易时间差、交易手段虚拟等因素使得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而产生的纠纷也很多。针对我国网购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应提高立法层次,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网络经营者的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违反该义务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另一方面,将市场准入监管和网购行为监管相结合,加强事前防范,同时还要加快政府监管部门的信息化建设,培养高素质的网络监管专业人才。     

我国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完善——以金融安全为视角

金融危机证明了信用评级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关键作用,它与国家金融主权和经济安全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通过立法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业的监管,我国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应通过立法明确评级机构的性质和监管主体,加强对外资评级公司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规制,建立健全内部信用评级法律制度,强化对外部信用评级的监管与约束。     

“一带一路”建设中企业海外并购法律风险及其防范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加速融合,我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也得到快速发展。在我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指导、协助、保护,导致并购遭遇来自东道国在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各方面的法律风险。为有效防范上述风险,我国亟须通过完善国内立法以应对并购审查、充分整合现有资源降低法律风险、建立海外并购法律风险预警与防控机制等,进行多措并举的应对,提高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     

法律视野下核安全监管机构独立性探析

核安全监管机构独立实施监管职能,是核电事业稳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依据法人制度理论和核安全监管特质,保证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应满足依法成立、机构独立、预算独立、意思独立四个要素。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分别探索出两种监管机构模式。鉴于我国成文法传统和"大政府"政治背景,应当通过《核安全法》进行授权,建立相对独立的政府监管机构,并从上级主管机关、自主管理、立法预算、信息公开独立等几个方面改进,满足四个独立性要素,最终实现核安全监管机构的决策独立。     

食品安全监管中存在的权责问题及其化解方式

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困扰着中华大地,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食品安全监管存在问题,"一把手"影响下的"权责一致"处于困境,纵向分权有时导致"权责失衡",横向职责分工不合理形成权责碎片化,"行政自由决定"下出现权力"打酱油"现象。"权力至上"的文化基因、"有权无责"的立法隐患以及权力运行的"问责漏洞"造就了监管权力与监管责任之间的分离。可通过官德塑造、立法构造以及问责完善等方式实现食品安全监管的"权责一体化"。     

经济犯罪立法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我国经济犯罪立法刑法规制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为此,未来在经济违规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应着力破除对刑罚威慑能力的迷信,做到刑法介入适度；在经济犯罪的立法模式上,应打破“大一统”的传统立法思维,尽快回复到附属刑法与刑法典并行的双轨制模式上来；在经济犯罪并入刑法典时,应综合运用各种立法技术,最大限度地增加刑法条文的包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