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企业发展状况的实证分析:1990-2002年

文章以实证分析为主,运用聚类分析、模糊识别的方法对目前中国大陆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判别与定位,并在邓宁OLI框架下运用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的方法对1990-2002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动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水平已同部分发达国家相当,其微观动因以资源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为主。同时,以获取高新技术以及建立国际品牌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资产寻求型投资亦逐渐兴起壮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趋势——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正由黄益平、何帆、张永生主编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是一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背景、思路、途径、方法的专著。全书一共22章,作者将其分三大部分,分别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背景、潜力与外部服务""投资的动机、行为与影响"和"海外市场眼中的中国投资"进行了研究。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背景、潜力,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三十年的直接动机、特征和风险做出阐述,并以金融抑制视角,专门针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直接对外投资进行了分析。还特别对"中国     

褐皮书“拐点”和贵州发展新时空

正中国经济在遭遇和建构新常态时期,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这给贵州的发展提速带来了新的宏观外部性。5月7日,在京参加了主题为"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机制与挑战"的中国智库论坛,拿到了一本新书《中国开放褐皮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元年(2014--2015)》(以下简称褐皮书)。这些年白皮书、蓝皮书见得多,     

企业财务战略与对外投资方式

本文阐述了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中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用"比较差异理论"才更为适合描述我国的对外投资。因为"比较差异理论"并不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完全否定,而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一个拓展,更适合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情况。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投资动机是多元化的,并不只是依赖于比较优势,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为学习、寻求优势。因此只有利用"比较差异理论"作为我国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才能使我国的对外投资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现有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难以准确解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性质和动因。必须从实际出发 ,探索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体系 ,指导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新机遇与新议题

随着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国家战略的外向性逐步显现。作为"反映大国地位的外向型战略","一带一路"的提出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在对外战略方面日益增强的主动性与系统性思维,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增加。与此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为未来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从最为基础的层面上来说,"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的比较政治学开拓了新的国别和区域研究领域。而在具体的研究议题方面,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海洋与陆地国家的比较、次国家单位的比较、其他大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比较、欧美大国的崛起经验以及对西方比较政治学概念与理论的修正等议题值得开展深入的研究。     

因地制宜发展我省特色农业——读《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研究》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研究》一书深刻研究了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有关问题。以不同地区农业的发展模式为经验,进一步找准了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了中国农业应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对贵州来说,未来发展的方向明确,路径明晰:就是科学发展、后发赶超,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后发赶超,"三化"同步是核     

我国社会生产与发展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战略与政策》

<正>现代理论体系中人们将对外直接投资观点划分为两大类,即主流理论的传统观点和其他新进的理论观点,在这两种观点当中,获取对外资产的直接投资与跨国联盟的战略投资最为引人瞩目。由王碧珺博士撰写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战略与政策》一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针对对外投资的"中国模式"问题,从实践与理论两个角度进行讨论。作者认为,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提高我国生产的可持续性与竞争力,无论是确保大宗商品的供应,还是渠道和品牌建设,甚至是对出口的促进,都是为实     

中国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大关,在发展中国家位居首位,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时代。通过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条件这一新的论断。中国要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必须着力培育有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积极拓展多元化的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大力发展跨国并购的投资方式。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辨析及启示

长期以来"后发优势"一直都是理论界十分热门的问题,而"后发劣势"的研究却略显薄弱,而对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就更是少之甚少。本文通过对"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两者之间辩证关系的研究,认为贵州作为我国的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其中后发优势是主要的,贵州可以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克服后发劣势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后发赶超。     

FDI对新疆的对外贸易效应分析

总的来说,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可能有两种:替代关系与互补关系。从进口与出口的角度来讲,FDI对出口既有刺激作用又有抑制作用。对进口贸易而言,FDI与进口贸易的关系也是双向的,既有可能存在刺激作用,也有可能存在抑制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在短期内,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是互补效应,而进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引进是替代效应;在长期内,进口与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都是互补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新观察——基于粤鲁苏浙OFDI的比较视角

对外直接投资(OFDI)起源于发达国家,相应的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尚处在探索上升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在总量、机构,还是制度和效率上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粤鲁苏浙四省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活跃的省份,四省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国地方合计流量的41.6%。通过对粤鲁苏浙四省OFDI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四省在OFDI对出口贸易拉动作用方面各有优长。面对不断下行的经济压力,OFDI应把目光放长远,做好长期规划,切忌急功近利,一是要积极拓宽对外直接投资渠道,实现多元化发展;二是要鼓励农业企业"走出去",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三是要发挥OFDI辐射效应,带动区域整体发展;四是要尊重企业主体地位,创造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     

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的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日元被迫大幅度升值,日本由此开始了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自198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首次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后,1989年达到675亿美元,一举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压力的加大,我国企业正在加快向海外扩张的步伐。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100亿美元,     

关于“中美关系解冻”研究的综述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代表了我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估价.以此结论为指导。十一届立中全会以来已我国学术界陆续开展了对“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其中,中美关系解冻作为“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调整对外关系的先声,自然成为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最重要、最基本的研究课题.围绕这一事件的历史动因、具体进程以及影响,研究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拟就近十几年来研究的基本情况作一综述性评估.     

论中国模式及其软实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高速发展,形成了世界关注的"中国模式".反思中国模式,其软实力也面临诸多挑战:产业和技术的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经济结构不协调、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发展模式粗放与对外要素依存度较高,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悬殊与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威胁等.以科学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与树立大国形象,进一步提升中国模式软实力,成为我国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亚太地区国际经济关系与一体化进程

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机制建立多层次的经济体制是亚太地区结构改造的动机所在.在逝去的90年代初期,外国投资增长速度实际上是缓慢的.但是,外国投资的减少主要牵涉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恰恰相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新投资却持续增多.结构性因素直接影响到对外投资动因的     

论“后发型社会”与中国大国再造

作为现代化的发展,中国是属于后发型的社会。为了强力推进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必须以国家的力量和权威强势进行深刻的社会变革,强势推进高速发展,并且还要能控制这种高速带来的紧张局面。这也形成了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社会所独具的时空压缩、优势与劣势并存特点。中国后发优势除具有一般后发国家在学习模仿先发国家技术、经验、制度等客观的有利条件外,还有着强烈的民族复兴自觉、可以进行有效社会动员与整合的国家权威、以及允执厥中的中道理性精神。而后发的劣势主要有：陷于依附性发展和“后发优势陷阱”的可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容易出现集权专制风险及社会问题并发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大国再造是“后发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大国再造是物质性再造与社会性再造的统一。它至少有着这样明显三个特点,即内生性、复合性和风险性。因此,后发型中国大国再造亟需大国视野、大国思维,需要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需要根据我们的理性和不断试错的方式,寻找出尽可能的代价较低的办法与路径,实现民族复兴与大国再造。     

“中国模式”内涵的多维透视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提出的认知中国发展的新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立场不同,角度不一,观点各异。从科学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世界历史的视角,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外交诸层面,来解读中国的当代巨变,应当认为,“中国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模式,是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现代化模式,也是发展中大国和平崛起模式。     

大国角力非洲

正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作为"人类发展的最后边疆",非洲大陆日益成为西方大国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竞相争取的合作对象——精彩导读西方大国近年来重新关注非洲、加强与非洲的双边关系,其背后的主要动因在于抗衡和遏制中国在非洲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扭转其在非洲影响力不断下降的态势。西方大国把对非援助当成是以自己的意志改变非洲的手段,每一笔投入都会计算政治回报。中国与非洲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而非"新殖民主义"的关系。     

构建海外研发机构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对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和投资区域不断拓展,有力地提升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格局进入新一轮调整期,我国企业"走出去"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本文从企业以总部经济模式"走出去"的阶段特征入手,重点研究了通过构建海外研发基地推动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典型方式,为我国企业今后的国际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模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