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刑事司法保护研究

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事故呈现危害后果严重、违法成本过低、作案手段隐蔽、市场监管偏软等特点,不断冲击社会和谐稳定的基本底线。尽管《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已有四年,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案件移交渠道不畅以及鉴定要求过高等因素,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食品安全事故高发态势。因此,在当前食品安全严峻形势之下,加强食品安全刑事司法保护力度,建立更为完备的刑事打击体系尤为重要。     

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建立时间尚短,争端解决机制的成熟与完善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该机制在适用竞合、适用主体、仲裁机制等方面尚不完善,需要借鉴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相关经验,同时紧密结合自贸区的自身实际不断加以完善,使该机制更有利于解决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经贸争端。     

论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适用

信赖保护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其内容包括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值得保护和信赖保护方式。信赖保护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可从宪法规定、具体法律规定和个案司法判决援引的理论依据中寻求法律依据。信赖保护原则的司法实践可约束行政权以维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诚信意识,有利于审查抽象行政行为。信赖保护原则司法适用的具体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可从信赖保护司法适用的主体、基准、范围和保护方式以及信赖利益司法保护排除规则等方面来完善。     

安徽司法行政40年发展历程回顾与新时代发展展望

40年来,安徽司法行政机关历经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机构改革,司法行政业务从最初的法制宣传、律师公证、人民调解、劳改劳教、法学教育与研究等“五大业务门类”,逐步扩展到包括法律援助、仲裁机构设立登记、管理司法鉴定、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管理、社区矫正、安置帮教等在内的十多项职能。2018年,省司法厅重新组建后,定位发生了全面、深刻变化,职能贯通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普法各环节,汇聚法治安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于一体,形成了“一个统筹、四大职能”的工作总体布局。     

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司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犯罪被害人财产性权利保护最常见模式。但具体司法实践中,这一模式常受到保护范围和诉讼程序方面因素的制约,表现为精神损害和间接损害赔偿不充分及犯罪被害人知情权、庭审质证和辩论权、最后陈述权、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等难有保障。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现行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而且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以进一步提高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水平,完善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司法途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从地方民族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社会文化发展历史,包含着特有的民族精神。从文化意识的角度来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认同的主要依据。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法律保护,常见的模式为公法模式和私法模式。鉴于两者都存在着利弊,采用公法为主、私法辅助的模式更具有合理性。     

司法保护视野下的人格权独立成编问题

我国司法实践中,人格权案件受理数量在逐年攀升,人格权纠纷的适用案由不统一,人格权案件的裁判结果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由于新型人格权不断出现、法人人格权不再局限于财产利益、一般人格权的请求开始出现以及商业化利用现象逐渐出现,人格权的司法保护面临着新的挑战。我国应该重新思考现有人格权保护的模式,对独立成编是否必要则需进一步论证。     

武汉市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现状、问题与对策

武汉市环保类案件总量并不太大,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武汉环境资源司法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污染严重但案源很少;环保立法不够完备;侵权主体难以确定;环保公益诉讼亟待建立;环保判决执行困难。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应在如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加大环保执行力度;二是加强与环保执法部门的协作;三是建立环保公益诉讼制度;四是完善环保立法;五是设立专业审判庭。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司法适用与机制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明确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由此结束了我国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于法无据的现状,彰显了我国法制的进步与发展。我国新刑诉法规定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与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某些内容的重合,但在适用条件、适用对象与法律后果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应具体准确地把握其适用条件。即使法条规定了明确的适用条件,立法缺陷也容易导致适用困境,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的思考

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协作系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文章从各方容易接受的海洋及相关产业协作系统构建入手,努力寻求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切入点,通过研制区域联合开放开发的一系列基本政策,达到以非政治化方式来促进该区城产业协作系统由小到大、由浅到深、从分散到集中的全面升级.     

村民自治权的司法保障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在我国已成为一种最广泛的基层民主的实践,其基本要求是村民自治体尽可能独立于政府的行政权力,同时村民自治体内部应当形成比较完善的民主决策机制。然而,村民在自治过程中亦存在着诸多权利冲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治体内部的权利冲突,另一类是国家干预村民自治事务引起的行政权与自治权之间的外部权力冲突。由于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我国的村民自治权往往难以落实。司法保障是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我国必须尽快确立村民自治的司法保障,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村民的民主决策,并尽可能对村民自治体滥用自治权加以有效控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人民币区域自由兑换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东盟这个与中国经济关联度较高的地区, 就正好为人民币实现区域自由兑换并最终过渡到完全自由兑换提供了一个舞台、一个契机。当前我们除了应及时把握住这个机遇以外, 还应清晰地认识人民币区域自由兑换的积极和消极影响, 并加紧改革金融体制, 为以后人民币的全面自由兑换积累经验。     

滇缅经贸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是我国从周边安全、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出发的战略决策,为滇缅经贸合作的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云南从经贸合作的比较优势中提出了建设"五大通道"的目标,缅甸是云南目前最大的对外经贸合作伙伴,滇缅经贸合作要在巩固传统领域和优势产业合作基础上,将重点放在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开发上,加强对昆明—曼德勒经济走廊的研究和国际大通道建设,争取把瑞丽—木姐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先行示范区,发挥云南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桥梁纽带作用。     

《自由贸易港法》立法研究

制定《自由贸易港法》,是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重大问题,是自由贸易港建设"于法有据"的关键。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通过立法形式将其法治化,推进自由贸易港法治创新。《自由贸易港法》不是自由贸易港的基本法,而是特殊法,是将自由贸易港实施的特殊政策、措施、制度机制予以法治化。其核心价值在于明晰和确认自由贸易港的法治化理念、法治战略、法治原则、指导思想、中国特色要素等。《自由贸易港法》体系结构主要包括总则、"六大自由"、便捷化、营商环境最优化、法治化、风险防控、附则等。     

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

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制度高地,吸引企业聚集,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也是这一目标的题中之义,因此对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自贸试验区为对象,构建了包含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等六个方面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测量。评估结果表明,2018年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总体水平有较大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地区仍有差距,应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完善法律服务、改善贸易环境等方面着力,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海南建设自贸区和自贸港是对接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海南自贸区和自贸港建设高举对外开放的大旗,加强和外界的贸易往来及相互依存关系,对接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海南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服从贸易规则的约束,向外界释放了促进和维护和平的信号。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应有之义,后者内涵广泛,包括但不局限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人文层面的交流,而海南自贸区、自贸港的建设进程体现了其作为沿海省份践行"一带一路"国家倡议的自觉意识和使命担当。     

安徽司法职业教育集团服务法治安徽建设的路径研究

职业教育集团是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为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展而组建的教育团体,是近年来我国加快职业教育办学机制改革的重要模式。《法治安徽建设规划（2021—2025年）》明确提出,要依托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建设全省法治人才教育培训基地。安徽省《贯彻落实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规划（2021—2025年）具体举措及责任分解》明确提出,要加强适应职业特点的法治人才在职培养。安徽司法职业教育集团,应坚持问题导向,摸清社会需求;坚持目标导向,规范培养标准;坚持效果导向,明晰服务路径;坚持结果导向,提升保障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