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多元化与我国人民陪审团制度的构建——基于英、俄、日陪审制改革的思考

基于对陪审制价值的不同需求,英国、俄罗斯和日本分别对本国的陪审制进行了改革,促进了本国的司法效能.陪审制在我国具有更为丰富的价值,对破解我国当前的司法困境具有独特的功能,改革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构建新的人民陪审团制度,有利于我国总体司法目标的实现.     

人民陪审制的理念与发展

如果说诉权含有让人民拥有接近法院的权利的意思,那么陪审制度就如同托克维尔讲述的那样,“第一,它作为司法制度而存在;第二,它作为政治制度而起作用。作为人民主权的表现形式之一的陪审团被视为政治机构,而作为使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力手段的陪审制度,也是使人民学习统治最有效     

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路径思考——兼论人民陪审制向何处去

中央吹响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实现司法独立已箭在弦上。然而,刑事司法不同于民事和行政司法,实行司法独立亦不能消除导致司法腐败的根源,难以显著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改变不了司法不透明的局面,很难拉近判决结论与民众正义观的距离,因而无法显著提高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有赖于实现司法民主,但现行人民陪审制重象征意义而轻实际效果,陪审员只陪不审,没有发挥分权制衡的功能,因而必须改革。有关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三种方案中,陪审团制更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应当成为人民陪审制的改革方向。     

试论社会法庭的合理存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频发,大量纠纷聚集到法院。人民法院正逐渐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推至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前沿,司法资源日益紧缺。于此同时,我国对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已达成共识,非讼解决体制受到普遍关注。社会法庭正是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背景下产生的。社会法庭作为一种新探索,其产生存在一定的社会根据、理论依据及司法需求,并且日益成熟,在现今的纠纷解决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民陪审制的改革与完善——谈“混合制”人民陪审模式的建立

人民陪审制在我国是舶来品,其建立的基本理念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人民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和司法民主;一是通过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实现准确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目的。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制的实际运行与以上两个理念存在一定的冲突,无法实现人民陪审制的功能。在审判方式改革日益深入的当今时代,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对人民陪审制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我主张我国人民陪审制的改革在立足人民陪审员对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的基础上,借鉴英美陪审制的合理因素,建立混合式的人民陪审制。     

公众与司法的互动:做实人民陪审制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正相关

一、管中窥豹:司法公信力不高且公众不能自觉遵从法律的实然状况"司法公信力是司法与公众之间动态、均衡的信任交往与相互评价……这是一个双方互动的过程……"①从司法对公众的角度看,司法的受众是公众,司法活动通过案件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对公众产生影响;从公众对司法的角度看,案件当事人通过对案件裁判结果的态度     

民意的司法拟制——论我国刑事审判中人民陪审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重大刑事案件中民意的拟制与导入机制是证据规则出台后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另一个潜在突破点。人民陪审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活动中民意的有效拟制与导入机制,面临代表性不足、权力配置机制缺失等问题。只有从制度层面增加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强化重大刑事案件中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之间的互相制约机制,才能有效地疏导民意,并通过这一手段影响社会舆论,为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寻找正当性。     

论民意审判与辩护权缺失——从六组案例谈起

民意审判所指向的所谓正义的结果,只是被障眼法所偷梁换柱了的“正确判决”,这样的结果必然会有失偏颇,同时,它对案件胜负的不同影响乃是取决于诉讼外的力量对比,其实,辩护权的缺失才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     

社会法的社会语境:人民社会的政治观念——兼与公法、私法社会语境的比较

社会语境是介于社会需求事实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媒介场景,作为第三法域或是部门法的社会法也应该有自己特殊的社会语境系统。当代西方国家因社会内部压力对市民社会自由性和自利性的有限改造,促成了"律他、利他"的人民社会初级语境形成,体现出"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的政治观念,西方国家的社会法是对该政治观念的法制反映。"以人为本、谋求社会成员共同幸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社会语境的政治观念,中国的社会法建设除应具有"协调市场竞争与进行社会保护"之相同经济、社会功效外,还具有制度自觉的政治功效。人民社会不同层次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法立法目标与任务和其在法律体系中不同的实体地位。     

以人民为中心司法理念的实践历程及其逻辑意涵

百年党史历程,是一部人民观一以贯之实践发展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无往不胜,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能够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与司法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全面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通过不断践行发展这一理念,当代中国司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走出一...     

从政治与司法双重视角看“马锡五审判方式”

"马锡五审判方式"因贯彻了"群众路线",其客观效果与边区政权的政治需求高度一致,所以在19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得以推广。它已跨越了司法的边界而成为政治的手段或方式;但作为一种纯粹的司法技术,它是一种处于普遍性法律规则与乡土社会民间法冲突中权宜变通的司法模式,是中国司法现代化初级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     

人民司法的历史面相——陕甘宁边区司法传统及其意义符号生产之“祛魅”

陕甘宁边区推行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国家政权建设权力下沉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度理性化程度较低的历史背景下,这一司法方法试图以人格型权威弥补制度内生型权威之不足,以尽可能消解改造社会之法律方案在强制推行过程中的暴力属性。但这样一种微观法律技术能否在宏观层面有效解决法律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现实需求之间供需失衡的结构性冲突,却是不无疑问的。     

人民陪审团与法官的制度衔接与规则协调——以审判格式化与人格化的关系为视角

人民陪审团属于外挂式陪审模式,其与专业法官的关系,实际上是司法专业化审判与民众社会化审判关系在程序上的反映。人民陪审团可以有效地改变审判格式化的局面,使案件的审判具有个体人格化的特性。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应当使具体规则与人民陪审团的价值目标相统一,以免民众审判与人民陪审团沦为司法权与法官的附庸。     

民主、法治与正义的堡垒——陪审团制度的理念、价值及其本土化

人类社会由丛林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定纷止争的主要方式从私力救济转为公力救济,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人民基于契约的权利让与,然而国家机器仍然存在异化的可能,那么国家公权与人民私权之间的冲突该如何解决,陪审团制度似乎为此提供了一条平衡之路。本文结合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所提到的法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视角对陪审团制度进行了相应的分析。     

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发展

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最主要内容,社会资本是公民社会的内核,二者也是治理发展的重要基础,塑造良性的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可以促进治理的发展和善治的形成。     

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对卢梭公意理论与传统民意观的批判性考察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呈现两种彼此对立的形象:自由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在本文看来,有着很深的认知方法上的根源.卢梭视公意为纯粹客观正确的神学范畴,乃整个政治体的合法性所在,相反,众意虽也是所有人的合意,卢梭却将其同个体的主观性未加区别,以至于公意与个别意志之间无法沟通,卢梭的社会契约实为一个没有“社会”的社会契约.事实上,众意不同于个别意志,属于相对客观正确的范畴,而非主观性事物,众意对于政治秩序构建的意义,可通过“主权:政府:公民社会:公民”的连比例给予更精确的表达.回顾我国,隐含在卢梭形象中的断裂亦可见于我国的“民意观”之中.借助此前的分析,我国沿袭至今的“民意观”可以获得更好的理解与重构.     

人民陪审:困境中的出路——河南法院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贡献与启发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毁誉参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的出台使得该制度有所完善,但影响人民陪审员制度运行实效的根本问题,即制度理念与制度设计脱节的问题并未解决。河南法院系统开展的人民陪审团制度试点,在制度理念和制度设计的统一上迈出了重要步伐,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提供了重要借鉴。从比较分析的视角看,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应实现四个方面的回归:一是在陪审员的身份上,实现由精英到平民的回归;二是在陪审员的选定机制上,实现由常任到临时的回归;三是在陪审员的工作要求上,实现由专业到常识的回归;四是在陪审员的职责上,实现由包揽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到与法官实现一定区别的回归。     

人民陪审制改革的路径完善与制度因应——通过化解行政诉讼的陪审困境更新智识来源

我国人民陪审制的改革路径,始终踟蹰于对先天不足的域外陪审制度加以移植,并逡巡于有待完善的本土陪审实践。晚近十年,以刑事、民事诉讼的实证数据及规范文本为素材而展开的探讨可谓浩如烟海,但关涉行政诉讼中陪审困境的研究却凤毛麟角,各地的陪审改革试点亦多以刑事、民事诉讼为中心。这种从理论到实践层面的偏颇对待已不当限缩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虑及行政诉讼有别于刑事、民事诉讼的特殊性,对行政诉讼陪审的特殊困境刨根问底进而对症下药,有助于更新我国人民陪审制改革的智识来源,为以区分诉讼性质为前提的精细化陪审设计夯实基础。     

从宗法社会到公民社会——法治建设的逻辑进程

宗法社会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是人治的土壤。现代公民社会则是法治的必然结果。公民社会成熟的程度体现了法治实现的程度;反之,公民社会的成熟又有力地推动着社会法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