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平衡:诱惑侦查与人权保障的法律分析

诱惑侦查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隐私权、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等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冲突,我国立法在此方面的规定却完全空白.因此,有必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关于诱惑侦查立法经验,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时,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侦查行为加以规定,并对诱惑侦查的适用主体、范围、对象、行为方式、程序控制等方面做出规定,以实现诱惑侦查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刑事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

侦查机关干预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必须事先取得法律的明确授权,并遵循比例原则的限制.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更新,大量技术侦查手段虽未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财产权等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却侵入了个人的隐私权领域.对此,应当建立隐私权审查的保护机制,将干预公民隐私权的侦查措施纳入法治的视野.隐私权保护的审查机制应当分为两个阶段,印先审查干预行为是否侵入隐私权的保护领域,再审查干预行为是否具备正当化事由.     

论“人肉搜索”在侦查中的运用

“人肉搜索”是网上侦查的有力工具，其在彰显公序良俗的同时，亦在挑战现行法律的道德底线。“人肉搜索”犹如一把双刃剑，既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有力武器，同时也对公民的隐私权构成了巨大的成胁。笔者建议在法律的规制之下，才能将“人肉搜索”这种获取信息的方式运用于犯罪侦查实践；对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违法“人肉搜索”行为应当禁止。     

刑事侦查中隐私权领域的界定

<正>随着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隐私权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法律制度关注的焦点之一。刑事侦查实践中出现的日益丰富的侦查手段,皆可能涉及对隐私权的干预。将各类新型侦查措施纳入法治视野,不仅需要有针对性地为特定的侦查技术措施设计相应的程序条件,更需要从理论上厘清哪些侦查措施应当受制于法律的严格规范,哪些侦查措施属于侦查机关自由裁量的范围。明确隐私权的保护领域,是关系到强制侦查与任意侦查的区分,进而影响侦查中追诉效率和人权保障的重要命题。     

多元视角下的《窃听风暴》之法学思考

监听监录、密搜密取、邮件检查等技术侦查措施,相比常规侦查手段,处于秘密状态,并一般构成对相对人隐私权的干预,隐含着脱离规范的危险。因此,检察机关应获得采取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律许可,做到监听窃听行为法律化;另一方面,程序正义原则不仅是为了规范司法行为,更应当适用于某些政府的行为,宪法上的正当程序要求被限制在政府或国家行为之上;现代法治应当以人权为本位,以人权保障为目的,以实现国际人权共同标准为主要任务,并让程序公正、实体公正与社会公正在不同的法制进程中交错实现,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关于监听及其证据运用的法律思考——自人权保障视角所作的考察

刑事侦查中的监听行为虽然没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形成外在的、物理形式上的侵害,但却在实质上制约并妨害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和通讯自由。监听行为属于一种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应当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并充分保障监听对象人权的情况下才允许实施。在我国目前尚缺乏监听专门立法的情况下,应谨慎对待在侦查中大规模地开展监听活动。     

浅析我国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

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机制对于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对于技术侦查法律监督方面的规定较少且过于原则化,检察机关作为我国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监督。为了完善技术侦查的法律监督,除了明确具体的事前审批程序外,检察机关可以在侦查过程中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侦查,从而对技术侦查进行事中监督,还应建立事后通知机制以实现对相对人权利的救济,另外,我国可以尝试构建技术侦查措施的报告制度以及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机制从而更好地预防权利滥用。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隐私权保护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保障人权，隐私权就是人格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一系列高科技的侦查手段赋予了侦查机关强大的侦破能力，使侦查对象的一切变得更为透明，相对而言，法律给予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证人的防御手段又极为有限，从而导致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保护也岌岌可危。我国若要跻身世界前列，就必须在各方面与世界接轨，而在刑事诉讼方面，加强侦查程序中的隐私权保护极为重要。本文通过分析目前刑事侦查中侵犯隐私权的实际情况，结合外国的先进经验，来探讨我国刑事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措施。     

监听侦查的法治实践: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

20世纪50年代,我国侦查机关就开始采用耳目监听等秘密方式收集违法犯罪证据。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监听侦查行为相继得到合法化。在这一合法化过程中,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主要从构建“附需要理由的严格批准程序”和满足“侦查犯罪的需要”的实体性程序这两个方面展开,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并未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为保护公民宪法上的隐私权免受监听侦查权的任意侵害,我国监听侦查法治实践应沿着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体性正当程序的构建渐次推进。首先,发展宪法上隐私权对监听侦查的防御功能;其次,通过不同层级法院许可令的构建,创设程序性正当程序的控权机制;再次,通过廓清犯罪调查的一般需要与超越法律执行一般需要的特别需要之间的界线,建立隐私期待的适当性和“特别需要”原则这两个实体性正当程序审查标准。     

拿什么保护你我的隐私——论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广泛兴起人格运动和民主运动,隐私权就是此时确认的一种新的人格权。近年来,隐私权越来越被关注和重视。而生活中侵犯隐私权的现象也日趋增多,公民的隐私权应该怎么保护即成为一个重要论题。本文从法律的角度,界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内容,明确了判定侵害隐私权行为的标准,划分了具体的侵犯隐私权行为的类型,提出我国法律应为公民隐私权提供以宪法为指导、民法为基础的全方位的保护。     

隐私权探讨

在各项民事权利中，隐私权的理论是相对不成熟的。我国学术界一般都承认隐私权概念，但立法上尚未有隐私权的规定，发生侵害隐私权的行为，通常依其侵害内容及所造成的后果，以相关法律规定，如关于名誉权等的法律规定予以调整。隐私权理论之所以不成熟，表现为有关隐私权...     

论财产性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与立法完善

当前我国财产性侦查行为存在明确化标准欠缺、精细化执法不足、整体化立法滞后、严密化监督失位等缺陷。建议从明确行为标准、细化行为规定、引入协商机制等方面完善财产性侦查行为立法;从加大财产性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力度,建立以检察机关为审查主体的令状制度,完善以受聘律师为参与主体的见证机制,增设以相对人为救济主体的核查程序等方面加强对财产性侦查行为的法律监督。     

欺诈性侦查合法性评价的法律规范系统之理想构建

欺诈性侦查合法性评价的法律规范系统的理想构建．要遵循“例外证成”分析框架,将概括禁止原则作为最为主要的前提性原则。在进行法律规范识别时,要分析欺诈性侦查行为是否违反了某项禁止性法律规则,以致不能推翻法律的概括禁止：如果未违反。要结合“综合全部案情”检验方法与其他原则,分析能否推翻法律的概括禁止,从而使其被认定为合法行为。《刑事诉讼法》第50条与欺骗性取证相关的部分,只宜解释为对欺骗性取证予以概括禁止的法律原则。而不宜解释成绝对禁止性法律规则。它可以作为对具体的欺诈性侦查行为进行合法性辨识的论证前提。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以宪法隐私权为根基,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涉及公民人身隐私、空间隐私、信息隐私几方面的利益.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隐私权保护呈现不同特点.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为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备存资讯保存、管理中的隐私权保护.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合目的性解释原则,实质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国家赔偿构成隐私权保护的具体途径.处于信息时代和反恐政策下的刑事诉讼隐私权保护正面临新的挑战.     

论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

在技术侦查中,传统权利系谱并不具备足够张力为个人隐私权提供有效保护.国家在追诉犯罪中采取技术侦查必然会侵犯、限制个人隐私权,个人需予以一定程度的容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权力在技术侦查中可以不受限制或者制约.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在本质上属于隐私权的公法保护,它强调个人隐私权免受国家权力的不正当侵害,其运作是要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正当程序控制.技术侦查需要受到法定主义、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等方面的限制.我国技术侦查中的隐私权保护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论隐私权的法律性质

隐私权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被提出来才不过100多年,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然人生活安宁和精神自由,维护人的尊严,体现人的价值。我国民法未将隐私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而是将侵犯隐私权行为与侵犯名誉权行为混淆。这回避了隐私权是不是一个人格权的问题。要想对隐私权提供完善的保护,必须弄清楚一个问题:隐私权的性质是什么?笔者对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侦查行为失范的若干制度原因

近些年来,公众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刑事执法尤其是刑事侦查活动。在充分肯定侦查机关对于缓解社会冲突,维护良好的治安秩序做出业绩的同时,对侦查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也不断出现。笔者认为,侦查行为失范不能简单地用个别人员素质不高,技术装备落后来解释。从理性角度审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制度层面。本文试就几种常见侦查失范行为的制度原因进行探讨,以期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规范侦查行为。侦查行为失范的主要表现侦查行为失范,是指侦查行为抵制或者变样实施法律、规避法律(即逃法)。如果不有效遏制,必将动摇刑事诉讼的根基,难以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目前,侦查行为(本文     

我国强制采样制度之构建与规制

强制采样对个人隐私权、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具有高度的侵犯性,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关于强制采样的立法经验,将强制采样作为一种独立的侦查行为,并对强制采样的范围、主体、方式和非法采样行为制裁等做出规定,以实现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法治视野下搜查程序问题研究

侦查程序的法治化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系统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 ,侦查程序法治化的实现 ,离不开各个具体侦查行为的法治化。搜查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侦查行为之一 ,搜查行为在有效地惩罚犯罪的同时 ,极易对犯罪嫌疑人或者案外人的人身、财产及隐私权造成侵犯。本文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从刑事程序法治原则、侦查程序法治原则出发 ,提出完善我国搜查程序的构想 ,以期对搜查程序的立法提供理论方面的参考。     

试论我国的秘密侦查措施

秘密侦查作为在我国侦查实践中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特殊侦查手段,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操作的不透明性及神秘化倾向。必须研究秘密侦查措施的性质、存在价值、实施秘密侦查行为而导致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高度危险性,同时,我国法律对秘密侦查的规定有缺失;通过中外比较,探讨如何在立法上对秘密侦查进行授权,如何对秘密侦查适用范围、条件、程序等进行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