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一览表

会 次 时 间 地 点 全国党员 中共“一大” 中共“二大” 中共“三大” 中共“四大” 中共“五大” 中共“六大” 中共“七大” 中共“八大” 中共“九大” 中共“十大” 中共“十一大”中共“十二大” 中共“十三大” 中共“十四大” 中共“十五大” 1921年 7月 23日— 31日 1922年 7月 16日— 23日 1923年 6月 12日— 20日 1925年 1月 11日— 22日 1927年 4月 27日— 5月 10日 1928年 6月 18日— 7月 11日 1945年 4月 23日— 6月 11日 1956年 9月 15日— 27日 1969年 4月 1日— 24日 1973年 8月 24日— 28日 1977年 8月 12日— 18日 1982…     

党的历届代表大会述评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色游船上闭幕的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红色征途; 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那个倚山而建、靠油灯照明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的代表们,以掌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 1997年,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五大”,这一次写在旗帜上的是“邓小平理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中共"一大"研究30年回顾

中共“一大”在中共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中共党史工作者研究的重点.回顾和总结30年来中共“一大”研究的成果,对于深化中共“一大”的研究,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为了光明的明天——叶县供电总公司发展侧记

1986～1997年连续11年被中共平顶山市委、布政府授予“文明单位”;1994～1995年连续2年被中共叶县县委、县政府授予“五佳企业”;1996年被中共叶县县委、县政府授予“三强企业”;1995年被平顶山市电业局评为“扶贫上电先进单位”;荣获省级“低压电整顿先进单位”和省级“卫生管理先进单     

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与共产国际成立伊始的“进攻理论”

从1920年8月中共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建立至1921年7月一大前后,本文界定为中共早期。在这一时期,中共存在着明显的排斥国民党的政策。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的形成及确立与共产国际密切相关,它是共产国际成立伊始“进攻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后果。按照这种“进攻理论”,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把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当做当前迫切任务,把资产阶级、国民党当成最主要的敌人与革命对象。以“打倒中派”为特征的共产国际“左”倾政策,要求中共对资产阶级、国民党必须采取敌对、排斥的政策。共产国际代表的使华与“进攻理论”的输入,是中共早期排斥国民党政策形成及确立的组织基础和理论基础。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76年7月2日，。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北京去世，同年9月9日，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在北京逝世，还是这一年的12月3日清晨5时，中共“一大”代表、82岁的张国焘客死在了加拿大多伦多郊区的一家老人病院里，就此，当年的13名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刘仁静一人了。常言说“物以稀为贵”，历经政治磨难的刘仁静其价值被彰显出来。     

大江东去浪淘沙——中共“一大”代表中的湖北人

1952年7月1日,《解放日报》披露了一条重要消息——中共“一大”会址在上海发现。很快,制作精致的模型送到了北京。毛泽东亲自审看后,说了一句话:“叫包惠僧到上海去看看。”于是,1954年3月,正值花甲之年的包惠僧来到上海,以中共“一大”亲历者的身份,审看了中共“一大”会址,对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布展提出了重要建议。 时隔几年,又一重大发现使中共党史专家们为之震动。从莫斯科归还的几箱档案里,专     

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

“人民”一词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政治概念.建党初期,中共对“人民”“国民”两概念的使用并没有明显的侧重.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革命形势的高涨, “人民”因克服了“国民”这一概念的污名化与模糊性,又符合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所以逐渐取代了“国民”,成为中共的主流话语.大革命失败后一段时间,中共因“人民”概念曾经包含资产阶级,对其使用频率一度大为降低,并试图以“群众”“民众”“工农”等概念替代之,反映出当时中共革命政策的转变和对“人民”内涵建构的不足.随着民族危机的上升,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后,中共统一战线政策逐渐转变,“人民”这一概念又重新回到中共话语体系中.     

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研究中的四大历史谜团

1975年3月5日，是董必武90岁的生日，生日刚刚过完，董必武的病情突然加重，他不得不乘飞机从广州飞回北京，并住进了北京医院新建成的北楼高干病房。4月2日晨7时58分，身患肝癌的董必武与世长辞，他也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最长寿的人。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开幕，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在上海举行了中共“一大”。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当年的中共“一大”13名代表经历了漫长的28年的革命岁月后，有的人为革命英勇牺牲了，有的中途脱党，有的甚至当了叛徒、汉奸，只有董必武与毛泽东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并成为中共领袖。关于董必武的研究资料仅次于毛泽东，可谓是汗牛充栋，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揭开这位中共“一大”代表与中共“一大”的一系列研究中的历史谜团。     

中共“一大”功臣王会悟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为“一大”服务的年仅23岁的王会悟，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中共“一大”几个重要关头她都在场。     

敢于跟共产国际叫板的向忠发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总结教训的时候,把矛头对准了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改造”党,“重造”党的口号。“改造”的方法有二:一是大量吸收产业工人入党;二是大力提拔党内工人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大革命期间,因在武汉地区领导工人运动而崭露头角的向忠发,在中共“八七”会议上以全票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10月,向忠发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其不俗的表现,日益受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赏识。而面对问题成堆的中共党内,共产国际排…     

反腐败的勇士——记中共永年县纪委书记姜瑞峰

1994年初,中共邯郸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授予姜瑞峰“反腐败勇士”的光荣称号。同年8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又先后发出通报、通知,号召“广大党员和纪检监察干部,向中共河北省永年县纪委书记姜瑞峰同志学习,做反腐败斗争的勇士”。从此,姜瑞峰的名字传扬全党全国,成为全国纪检监察战线的一面旗帜。 1991年3月,姜瑞峰受命就任中共永年县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三年来,他不怕威胁、诽谤,顶住“说情风”,冲破“关系网”,带领纪委的同志们奋勇作战,先后立案查处各类违法违纪案件512起,处分     

陈为人：中共“一号机密”档案保卫者

1929年至1937年，陈为人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32年起在上海负责“中央文库”的管理工作。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今天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号机密”——两万余件从建党到“六大”的档案，囊括中共早期的几乎所有重要文件。在中共内部，它们被称为“中央文库”，组建于1930年。后来，中央领导机构由上海迁往瑞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却因安全原因无法随行。     

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沿革（下）

党的最高领导人被称为“总书记”是从中共四大开始的，虽然四大选出的党中央领导机关仍然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此时改称党的最高领导人为“总书记”，陈独秀为首任总书记。其后在中共五大、中共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二大以后直到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都被称为“总书记”。这期间，在中共六大召开时，党的最高领导人又曾被称为“主席”，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首任主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七大至十一大，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称主席。直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主席”这一曾经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称谓才退出历史舞台。     

王明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面目出现的教条主义者,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取了最高领导权,上台伊始,他就对毛泽东等持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逐渐走上中共领导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中共对“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演进

“布尔什维克化”是共产国际提出的重要概念,在一定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革命和党建的主流思路。然而,自引入该概念以来,中共内部一直存在着究竟要听命于共产国际还是要立足于中国本土实际的争端。探究1925—1927年中共有关“布尔什维克化”的认识过程,可以较为清晰地厘清共产国际和中共在领导权威、组织规则、话语体系等方面的纷争与整合。首先,中共吸纳“布尔什维克化”概念,意识到推动党的群众化与掌握革命领导权的重要性;其次,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共更为看重组织建设的决定作用,提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建目标;最后,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反思组织和策略方面的弊病,在原有概念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将架构合理有效的组织体系视为核心问题,以党的工农化实现彻底的“布尔什维克化”。简言之,在共产国际指导和中共内部改造的双重影响下,中共形成对“布尔什维克化”的初始认识。     

“红色特工”刘光典的人生传奇

2013年秋，一座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在北京西山落成，公开纪念上世纪50年代在台湾牺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广场花岗岩墙壁上，刻有已查找发现的846位烈士英名，刘光典的名字就列在其中。刘光典曾是当年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人物，他与时任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地下党交通员朱枫一起被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     

临危受命的省委书记--傅烈

傅烈是中共四川省级党组织创立以来,第一位冠有省委书记职务的省委主要领导人。在此之前,于1926年2月建立的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四川地区中共各级组织行使领导,实际上是最早的四川省委,但是它的书记称为“地委书记”而不是“省委书记”。傅烈对党赤胆忠心,敢于斗争     

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旧址

最近，我赴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考察了位于莫斯科近郊的中共“六大”会址。会址位于莫斯科南部的莫斯科州纳罗福明斯克区，译成汉语为“五一村”。1927年7月，中国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转入低潮。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在五一村召开。     

中共“情报三杰”与苏区文艺活动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共秘密党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位同志,巧妙地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将敌人收集到的有关情报反对中共策划的各种阴谋诡计源源不断地传送到中共有关部门,中共中央通过这些“千里眼”和“顺风耳”准确地掌握着国民党的动态,制定了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李、钱、胡三人也因此被誉为中共“情报三杰”。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中央难以立足上海,中央同志遂陆续撤往闽、赣苏区,“情报三杰”也随之先后抵达瑞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