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和完善对法官的投诉与惩戒制度——试论在我国设立司法投诉中心

对法官的投诉与惩戒制度，是指法官惩戒机构通过受理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对法官的投诉，依据法定事由和程序，对法官违法违纪及其他不适当行为．分别不同性质、情节，给予法官一定惩处的制度。关于不适当行为，美国律协的解释是：“看起来不适当是指法官的行为在一个正常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印象：该法官公正执行法律的能力值得怀疑”。     

风云微视点

2014年12月13日,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成立,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法官、检察官在司法工作中处于核心地位,组建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是司法改革试点的重要基础性工作,直接关系到法官、检察官市级统一管理制度的落地实施。(澎湃新闻)     

美国联邦及各州司法惩戒制度

作为一个联邦制国家,美国联邦以及各州有其各自的法律制度,因此形成不同的法域。在这些法域中,法官惩戒制度有一些共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点。本文将简要介绍在美国各个法域(或称辖区)法官惩戒制度的主要内容,并试图归纳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以便为我国建立新型的法官惩戒制度提供一些参考。     

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司法不公或司法腐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法院管理体制存在的三个弊端 :司法权地方化、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和法官的非职业化。司法体制的改革必须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整体设计 ,通过修改法律 ,自上而下地进行。要把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权收归省级人大常委会 ;法院的经费由国家拨付 ;实行司法辖区和行政区划的分离。要取消对下级法院除上诉审和再审以外的监督 ;加强法官的审判独立。基层法院取消审判委员会和合议庭制度 ;中级以上法院要强化合议庭地位。大幅精简法官 ,建立严格的法官选拔制度、逐级遴选制度、定期交流制度以及惩戒制度 ,并对法官给予必要的身份保障和经济保障     

浅议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构建——以美、日两国法官惩戒制度为视角

法官惩戒制度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官惩戒制度存在诸多缺失之处，完善法官惩戒制度对保障法官身份、维护司法独立至关重要。美国和日本是世界上司法制度较为完善和发达的国家，它们的法官惩戒制度各具特点，值得我们借鉴。转变法官惩戒观念，确定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司法性质，扩大被惩戒法官的救济途径，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官惩戒制度的重要方向。     

我国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设置与运行

我国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职能定位是检察机关作出惩戒决定的专业评定机构。在设置模式上,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和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合设,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和遴选委员会应分设。在选任标准上,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员应以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为主,压缩专门委员比例,并建立分类别专家库,按不同标准公开选任。在审议范围上,应限于检察官在履职过程中的不当行为。在运行程序上,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应通过听证形式,按照群体决策规则审议和表决;并适时制定统一的运行规则依据。     

法院监察目标之设定及其实现机理

与行政监察不同,法院监察应该确立三个独特的目标,包括保障诉权实现、促进司法独立以及落实司法责任制等。中国关于法院监察的立法层次偏低,全国人大应在合适时机制定统一的《监察法》,并对法院监察作出相应规定。在此之前,法院监察可以通过适当植入异体监督因素的方式来抑制同体监督的不利影响,提高监察行为的实效性。法院行政管理者集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于一身的制度安排有害于司法独立。省级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为实现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权限的彻底分离提供了契机。法官惩戒权可以统一由国家和省级法官惩戒委员会行使,由此必须在制度上重塑法院监察与法官惩戒之间的关系。     

从《欧洲人权公约》看检察官的中立性

两大法系中不同国家在检察官中立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野。一般而言,大陆法系国家肯定检察官的中立性地位。其理论根据是:首先,检察官制度是基于对法官与警察不信任的理念而产生,检察官既要保护被告人免于法官的擅断,又要保护其免于警察的恣意。因此作为法律的守护人,检察官必须具有中立地位才能实现其诞生目的。其次,大陆法系的检察官一般具有司法官地位,与法官享有同样的身份保障。最后,法律所赋予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决定了其中立性地位。在刑事诉讼中,除了     

法官制度亟需改革

一、改革法官的选用制度 １．改革法官资格取得制度。报考法官资格的最低学历条件应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目前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律师资格考试可演进为全国司法从业资格考试。国家设立全国司法考试委员会，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和全国律师协会派员组成。考试合格者还不能当然地授予法官资格，必须接受专门的司法训练，重点培养其司法实践经验，尔后再经过考试、考核决定其是否有资格被任命为法官。还可直接从高等法律院校的法学教授以及优秀律师中遴选法官，以促进法官队伍的专业化。 ２．改革法官任免程序…     

司法独立和法官职业化

本文从现代法治的核心目标“法律至上”地位和“以权制权”的建立入手,指出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阐释了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法官职业化的实现,进而概括了法官职业化的内容:法官的技能、法官的职业伦理,法官的自主性与自治性,法官的任职资格等及其与司法独立的关系,并从制度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的法官职业化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业主委员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是《物权法》颁布前后一直没有明确的问题。应当尽快通过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等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立法上应当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仔细研究法国、德国等国相关立法现状,确认符合条件的业主团体的法人资格,细化业主委员会相关制度,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对业主委员会工作的指导和协助,进一步理顺业主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关系,以此解决我国《物权法》实施过程中在业主委员会制度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     

基层法官司法知识的开示

基于时中国基层司法的调查和研究,本文试图概括地总结中国基层司法中经常运用的一些在现有的法律知识体制中末于以足够重视的知识和技术,并予以初步的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基层法院法官所处的特定制度空间（初审法院）和时空位置（中国基层社会）,他／她们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不仅与理想型法官不同,而且与上诉审法官也不同。在这种余件下,中国基层法院法官实际上经常并非自党地创造和运用一些知识和技术。这种知识和技术有助于实用主义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并且从现代的其他学科知识看来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上的正当性,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也有可能被滥用。这种从司法实践来的知识,尽管来自基层,缺乏实践者的自我反思,但仍然具有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需要当代中国关注现实的法学象的重视和研究。     

司法解释的错位与回归——以法律解释权的配置为切入点

法官在个案中作出解释是法律解释活动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我国司法活动复杂性的客观需要，是消除我国司法活动中诸多弊端的有效措施。要保障法官在个案中作出法律解释，就必须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并为法官独立审判提供良好的环境。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统一解释，是维护我国法制统一的需要，是法官在个案中寻求权威性解释的需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体现。可以考虑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设置大法官会议，按照严格的程序，专职作出统一的法律解释。     

Understanding Judicial Hierarchy: Reversals and the Behavior of Intermediate Appellate Judges

One of the central controversies in the judicial behavior literature is the extent to which judges' ability to act according to their ideological preferences is affected by their location in the judicial hierarchy. Judges on 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s have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environments than high court judges. As a result, the goals of lower appellate court judges may differ from those of their superiors: the quest for legal accuracy may compete with the desire to pursue policy pre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reversal rate of the U.S. 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offers insight into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judges balance the pressures of their own policy preferences with the desire to achieve the legally accurate result in cases they decide.     

寻求一种温和的司法能动主义——论疑难案件中法官的司法哲学

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法官的司法哲学是案件的最终裁决者。信奉司法能动主义的法官倾向于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需求,而司法消极主义则将自己定位为立法者的代理人,反对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重大社会问题。在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中,基于社会转型的现实,法官在审理疑难案件时应当秉持一种温和的能动主义的司法理念,通过创造性司法来回应社会变迁,实现社会正义。     

中国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研究

法律解释制度是国家法律制度整体中具有辐射性和跨越性的重要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法律解释权 ,解释法律应当遵循五道程序 ,法律解释同法律具有同等效力 ,最高司法机关可以就司法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 ,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现行法律解释的制度框架。这一制度框架中 ,立法法规定的法律解释制度在法律意义上是成立的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是否合法则存在疑问。现今绝大多数国家一般都以司法机关为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中国实际采行的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最高司法机关都解释法律的二元化体制 ,前者是法律上的首要法律解释主体 ,后者则是实践中最主要的法律解释主体。几十年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法律解释为数非常有限 ,倒是法律上处于其次地位的最高司法机关的法律解释为数甚多。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首要的和主要的法律解释权 ,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逻辑上成立未必能完全解决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会期不足因而不能随时根据需要解释法律 ,它并不具体应用法律因而难以适时就法律应用特别是法律适用做出法律解释。转变这种状况 ,单用所谓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是不敷需要的。在法治发达的环境下     

法官的审判理念与实践

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既需要把握体现在法律规则和司法制度中的理念,又需要通过自己的理念进行事实判断和法律解释。法官之所以有智慧,并不是因为他有理性,可以掌握一些法律的原理并根据这些原理处置他们的纠纷案件,而是因为法官能依据情景的可能性并能根据这种案件的实际状况来采取措施。一名称职的职业法官不应再限于法律知识学习,他要的是用智慧去追求法律整体的逻辑一贯性和条文之间的关联性,注重对规范合理性涵义的推敲与综合操作,留心于确认法条背后的共同原则和指导原理。     

New Zealand lawyers and conveyance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cases involving vulnerable clients, 2011–2017*

ABSTRACT

This research analyses disciplinary decisions of the New Zealand Lawyers and Conveyance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NZLCDT) from 2011 to 2017 that involve vulnerable clients. Increasingly, scholarship discusses vulnerability as an ethical concept, including in the legal context. Based on published decisions, the present study inquires whether some legal clients’ vulnerability warrants special attention. Twenty-five of the 193 clients in the NZLCDT decisions qualified as vulnerable based upon age, gender, mental health/neuro-disability or immigrant status. The results may inform disciplinary bodies and inspire preventive strategies by lawyers, educators and regulatory bodies. Ultimately, this evidence-based analysis magnifies the importance of client-centred approaches to risk reduction in legal practice.     

知识产权诉讼中技术调查官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技术调查意见为视角

技术调查官制度是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查明技术事实的重要制度.技术调查官根据法官的指令参与诉讼审理的全过程并对查明的技术事实出具技术调查意见.由于我国的现行规定存在局限性,导致技术调查意见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比如适用范围的界定不清、适用程序中是否公开以及具体适用方式等问题.为了有效规范技术调查意见的具体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