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及其在我国的运用

随着跨国民商事关系不断向纵深发展,国际私法各项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共秩序保留是限制和排除外国法适用的一项重要制度,本文对该制度在我国立法及司法实践上的运用作简要评述,并以当今国际私法发展趋势对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影响为基础提出立法的改进建议。     

和谐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公共秩序问题研究——以北京为研究个案

从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的角度看,建立社区公共秩序服务体系能从整体提升城市的生活质量和管理水平,因而急需引起全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关注。在社区规划和建设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下,积极探索城市社区公共秩序方面的对策与建议,不仅在理论上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是社区建设与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     

论公序良俗在现代司法中的运用

公序良俗是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它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在现代社会,对公序良俗原则的运用应该做到:大力推进现行裁判文书改革模式,增强裁判的说服力;以适当的方式明确违反公序良俗的衡量基准;提高法官素质,在审判一线领域配备精英群体的法官,确保公序良俗原则的正确适用.     

调解城市社区矛盾建构社区公共秩序——上海市田子坊郭英俊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成功实践

建立和谐有序的社区公共秩序,首先要妥善解决社区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建构一个应对社会转型期产生的多元化的利益冲突的多元纠纷解决体系,而社区调解制度则是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田子坊于2009年5月成立的郭英俊人民调解工作室,正是源于化解社区矛盾纠纷,构建和谐有序的社区公共秩序.     

论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冲突

自《法律适用法》颁布施行以来,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凸显出来。通过比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试图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合法方法。对立法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WTO规则和中国宪法适用的基本涵义及特点

WTO规则和中国宪法的适用,首先关系到WTO规则适用和中国宪法适用的两个基本涵义。就“适用”一词而言,是指实施性的应用。而WTO规则适用和中国宪法适用的涵义,是指法定原则、规则的实施性应用。不过WTO规则的适用和中国宪法的适用,不仅具有一般的适用涵义,而且具有特定的适用涵义。本文着重从特定的涵义上加以认识,从中分析WTO规则和中国宪法在适用上的特点,以此对中国的国际法地位和法律保障作些思考。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以刑讯逼供的角度为切入点

新的国内立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仍有不完善之处,并且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从刑讯逼供的视角出发,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浅析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适用的困境并且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传统思维的影响、滥用侦查权以及固有的工作模式等。提出诸如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完善惩罚制度和后续救济手段、深化保障人权的思想及建立相关配套措施等整改方案,以达到使该规则在我国更好的适用、减少刑讯逼供的目的。     

我国工伤认定的几点法律思考——以不定时工作制为视角

目前我国工伤认定制度主要是围绕标准工时制度来设计的。工伤认定需要在法律理念、基本思路上得到确定,在认定"三工要素"上构建工作原因推定和非工伤的排除规则,此外,在用人单位负有举证责任的情况下,劳动者方也应积极举证。不定时工作制有自身特定的适用主体和条件,前述理念、思路的确定和规则的构建以及积极举证对于不定时工作制工伤认定而言尤显重要。     

注重事故衍生诱因的管理

从一场灾害衍生另一场灾难，必然有一主导的诱因，且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力。为了防止事故扩大，不让一场灾害衍生另一场灾难，需要加强事故衍生诱因的管理，对减少事故伤亡损失，降低事故救灾和灾居恢复的成本，以至稳定社会公共秩序都有积极意义。     

审判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审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制度保证,但在实践中排非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理想。基于对裁判文书的比较分析发现,实践中存在着对该规则适用范围的认识分歧,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排非权利的不当限制,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的认知偏差以及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审查错位等问题。对此,基于以审判为中心司法制度改革的实际要求和被告人权利保障的现实需要,应当从以下方面完善排非规则或规范其适用:一是修正非法证据排除条款的立法设置,二是强化对被告人及辩护律师申请的权利保障,三是合理配置控辩双方证据合法性证明责任,四是构建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相区分的审查机制。     

我国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立法的缺陷与完善

2011年4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就涉外产品责任的选法规则进行了特别立法,但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被侵权人单方选择法律及排除被告无法预见原则的作用范围狭窄、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规定不完善、双重可诉规则及最密切联系原则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为完善我国现行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建议在于:第一,在被侵权人单方选择法律的范围内增加产品取得地法;第二,扩大"排除被告无法预见的法律原则"的适用范围;第三,明确当事人双方意思自治的限制条件;第四,在损害赔偿问题上我国法律应坚持双重可诉原则,应规定在损害赔偿限额方面,作为准据法的外国法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规定相抵触的,不得适用;第五,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立法方式上,应当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克服已有冲突规范机械性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三难”及破解路径

非法证据界定难、证明难、排除难一直是公检法机关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共同面临的三大困境。规则的内在缺陷造成"界定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司法解释、加强案例指导。侦查的封闭性和证明方式的局限性造成"证明难",破解出路重在完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和加强侦查人员出庭接受质证制度的实施。司法观念陈旧、印证证明模式下排除基点的混淆、法院不独立、法院承担的社会治理功能造成"排除难",破解出路重在培育正当程序和证据裁判理念、加强司法体制保障。界定难和证明难也直接导致非法证据排除难。要破解"三难",观念革新是基础,体制优化是前提,制度完善是核心。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探讨

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原理或真理,具有高度抽象性、普遍适用性、相对稳定性等特性。法律原则司法适用的深层原因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内部原因主要是指法律规则本身存在不确定性,外部原因则在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法律原则司法适用是弥补法律漏洞或法律缺陷的重要手段,能有限规范法官的自由栽量权。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律原则适用的特点是:案件性质上,运用法律原则大多限于民商事案件,刑事案件和行政案件较少;案件类型上,多为新类型案件和疑难复杂案件;具体方法上,主要有单独适用、与规则并用和直接体现在判决主文中。司法实践中法律原则适用包括规则模式和原则模式,适用中要符合穷尽法律规则、选择明文规定的法律原则、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栽判文书说理充分等规范要求。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非法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许多现代法治国家已经确立该规则,而中国尚未确立。作为法治国家,应当吸收现代国际诉讼理念,树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权并重的价值观,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法定化。中国法定侦查措施有限且侦查技术落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体现其对侦查的价值的同时,在一定时期内也将对犯罪侦查产生不小的影响。站在侦查的角度,论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犯罪侦查的价值和影响。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界定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领域最有争议性的规则之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定义在各国以及国内学者之间也存在不同的表达和理解。为规范执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应当包含的内涵要素角度出发，对其定义重新界定，可为规范公正执法提供指导。     

做到实事求是的八个重要环节

祝灵君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第6期上撰文说，从古至今，人类的政治理想或实践总是关注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问题”一旦离开政治就失去了丰富内涵，政治离开了“问题”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文章认为，“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不在于问题的大小，而在于问题本身对于公共安全、公共秩序以及社会和谐的影响。大凡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再小，也是执政者需要高度关注的对象；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构想

当今大多数国家已经在立法或实践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体现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建立合理的非法证据规则体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我国应当立足国情,构建属于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程序性规则。     

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独立的证据规则,在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但是在我国,至今仍没有确定比较系统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促进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平衡实体和程序公正,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仍有一些缺憾和争议,应从操作规程和制度上进一步完善。     

论审查批捕阶段非法证据之排除——以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为样本的分析

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在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贯彻实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明确要求"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民检察院在该规则的实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析A省三级六检察机关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数据和案例表明,A省检察机关在积极实现审查批捕阶段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及时规范、引导侦查行为,遏制非法取证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值得宣传推广。     

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的立法思考——兼论冲突法的价值取向

体现在冲突法中的正义价值包括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国际产品责任侵权法律适用领域的价值取向已从单纯追求冲突正义到目前司法实践中更注重实质正义的转变。传统的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原则存在固有缺陷,最密切联系原则又过于主观。在构建国际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时,连结点的地位和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产品责任案件中涉及到的连结点主要有：产品生产地、产品销售地、损害发生地、受害人的住所地和惯常居所地、被请求承担责任人的主营业地。分析各个连结点的法律性质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公约开放灵活的层级体系和先进的冲突法立法观念,我国的涉外产品责任法律适用规则可以将侵权地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同时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最有利于原告原则,并排除被告不可预见法律的适用,从而实现产品责任法律适用制度的冲突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