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探析——以ADR为视角

ADR是对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其对满足社会成员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需求。缓解法院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以ADR为视角,构建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农村社会现实;通过健全组织机构、强化组织管理、完善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来构建ADR农村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纠纷．保持农村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诉讼解决方式与非诉讼解决方式的互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制进路

诉讼程序是解决纠纷的重要途径,但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由此产生了对非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现实需求,诉讼解决方式与调解、仲裁等非诉讼解决方式的互动是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想目标.     

刍议ADR机制在我国的建立

ADR即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英文缩写,意为代替性(替代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独立或相对独立于法院诉讼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ADR一词源于美国,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大量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总称。ADR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种替代解决方式,与诉讼(或审判)的解决方式形成协调互动的关系,对于社会纠纷的解决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未来发展走向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热切关注,同时,如何发展与完善中国的ADR也是我国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一、ADR概述正…     

公安机关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则成为公安机关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新时期公安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分析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找出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困境，提出完善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的建议。     

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检视

我国环境政策与立法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的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然而,实践中的大量问题暴露了其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通过对具体案例和调查数据等实证资料的分析,概括了不同环境纠纷解决机制的利弊,并从制度设计、制度激励、制度实践等环节对现实中环境纠纷解决制度供给与实践运作相互背离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讨。最后,针对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所暴露的问题,从完善环境纠纷解决法律机制的立法、健全环境纠纷解决的支持体系、优化制度运行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乡土社会对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选择

纠纷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够避免的,我国乡土社会中自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纠纷。生活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纠纷时,倾向于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而非国家提倡的现代纠纷解决机制。究其原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法治信用因素是制约乡土社会中人们选择的几个重要因素。     

现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合意

民事纠纷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要求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源于人之主体性要求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各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作为成长中的法治国家，在法治信仰、司法权威没有普遍确立的今天，构建“合意”优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满足国民对公正司法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当前较为现实可行的选择。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引导机制

当前，虽不敢妄言中国已经进入“后诉讼时代”，但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合理性已被诸多学者反复论证并在实践中广泛采用。在此背景下，关于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建构、完善以及相互之间的衔接成为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热情不减的探讨课题。置身于纠纷解决途径匮乏的现实情境，此种关注实为必要。不过，令人稍感困惑的是，人们在倾心构筑多种纠纷解决方式之际，却忽视了纠纷解决需求者在面临具体纠纷时选择之迷茫，这种“多元性无知”无疑是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推行之羁绊。通过探究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之引导机制，指引当事人找到进入“某个恰当程序的大门”。     

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并不是没有纠纷的社会,而是要从法律的角度把不和谐的纠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使社会呈现出稳定而有序的状态。诉讼虽然是现代社会中纠纷解决机制中的最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但其并不是唯一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诉讼与人民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科学配置及时的化解社会矛盾是实现和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广州市的探索与实践为视角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具备了更为迫切的发展需要。近年来,广州积极推进商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已初步在组织与制度基础、品牌效应、合作模式等方面占据优势,然而要想真正成就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中心的地位,目前在行业规范、调解运行实效、对标国(区)际程度方面仍存在不足。有鉴于此,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广州应注重将"优势效应"融入到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构建中,通过强化制度优势、凸显技术优势、扩大联动优势成就其在大湾区商事纠纷解决的核心地位。     

社会管理中的信访工作法制化建设和制度化创新

基层社会管理离不开信访工作创新。信访解决纠纷机制有其合理性,将会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但这种解决模式不应当是一种常态,只能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纠纷解决措施。因此,应当通过信访本身具有的权利表达功能将这些政策性纠纷导入常规性的纠纷解决渠道,不断推进信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建设,不断推进信访工作制度化创新。     

藏区民间纠纷习惯法解决机制——从法人类学考量

对于法人类学而言,社会纠纷的产生与解决对社会平衡稳定而言意义重大,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纠纷是主体间均衡状态的秩序倾斜,研究纠纷的发生、成因及解决方式是法律研究新的命题和方向,这样的研究成果会成为社会变革的导火线或动力。对于纠纷的解决。规则制定尤显重要,但规则又与权威、文化等要素息息相关。藏区存在特殊的高僧解决民间纠纷的模式,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了藏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解答了霍布斯提出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命题。     

反思与完善:医疗纠纷中的多元法律治理

近些年在医疗卫生领域,医疗纠纷事件多有发生,呈现出明显的违法犯罪化之时代变迁。医疗纠纷多元法律治理有其价值,但从当前实践看,关键问题是"治乱"与"治软",亟需用法治统一理念和方式来强化、协调医疗纠纷的治理机制。根据我国医疗纠纷治理的现实情况,其"手段与功能"的治理模式色彩深厚,其治理效果显著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应当树立法律权威,发挥法律刚性约束力;协调法律机制,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并推进标本兼治,提升医疗纠纷法律治理的效果。     

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决定和谐社会——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纠纷解决是社会和谐的第一要义,中国法律传统始终贯穿着注重和谐这一主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的许多构思与实践,特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对纠纷解决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形成正确的认识基础上,通过考察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承担主体的多样性,以及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阐释了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对当下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无论在司法方面,还是非司法方面都极具启示意义。     

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探析

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增强,税务争议呈多发趋势。而解决各种税务争议多着眼于传统的途径即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使得在税务争议解决实务中已存在的调解、和解、仲裁等替代性税务争议解决方式没有可靠的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因此,对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进行研究,以有效解决各种税务争议,成为税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十分关注的课题。笔者从税法适用的角度,对引入税务争议ADR的法理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进行分析,并尝试研究国外税务争议ADR的成因、背景和运作状况,以借鉴其规则或惯例,为我国引进并完善税务争议ADR提出构想。     

论ADR对重塑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的意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 (ADR)是美国近 30年来异军突起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它是各种不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 ,由纠纷双方当事人自主选择并控制的 ,替代诉讼程序解决民事纠纷方式方法的总称。ADR具有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等功能。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等因素和ADR具有较大的亲和性 ,引进国外ADR的先进经验对重塑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ispute resoluti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in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can be viewed from two perspectives: first, as an aid in the convention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and second, as an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via the Internet. 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 is transforming the way disputes are being resolved, in particular, in business to consumer (B2C) transactions. ODR offers a more successful means of resolving e-commerce disputes. In fact, there is a new move by the Malaysian judiciary to transform its court system. Previously, the judiciary has been very conventional in its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the system is said to be slow and outdated. The court system in Malaysia has been frequently criticised because of its dilatoriness in resolving disputes, resulting in a large backlog of cases. To overcome these problems, the judiciary has introduced a new system called the e-court. New methods including as e-filing, electronic case management, queue management, and court recording and transcribing form the complete e-court mechanism.     

论WTO框架下ADR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ADR是诉讼和仲裁的辅助手段,它对一些不易及时解决以致不能达成共识的争议能迅捷经济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法制健全的表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争议呈复杂多样化发展,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ADR争端解决机制给我们的启示良多,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争议。     

行政性ADR论纲

行政性ADR是行政机关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非诉讼解决机制,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逻辑支撑:诉讼救济的不足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空间;权力分立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为其提供了可能性基础;本身固有的资源优势使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可行性。行政性ADR具有重大的法律价值和意义,它有实现正义、维护秩序和政策形成的法律机能。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行政性ADR应注意贯彻以下几项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及时原则、程序公正原则。     

论新形势下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策略——以法律手段为视角

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有着充分的理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是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重大善意释放,然而时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缔造的中日互信机制已面临困境。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势在必行,中国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