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司法解释之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之后,受到一些质疑与批评。本文以实质的刑法解释论为基本立场,从实然和应然两个角度出发,对该《解释》中几个争议较大的条款进行了评析,并提出《解释》中尚需要完善的建议。     

人格障碍和未成年人犯罪

人格作为人最内涵的要素与犯罪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未成年人处于塑造人格的重要时期,本文简要论述了人格及人格构成,强调了未成年人的人格障碍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据重要地位.通过详细论述未成年人人格障碍引起的几种特殊犯罪类型,得出应该在未成年人人格形成时期遏制人格障碍的形成,以此控制未成年人犯罪.     

关于适用最高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的几点思考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历来是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本着教育，挽救的宗旨，我国的法律规定了许多对未成人犯罪的措施，特别是2006年1月23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初探

近几年,未成年人犯罪无论从人数和作案数都明显呈上升趋势,且呈现出犯罪年龄趋于低龄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形态团伙化、犯罪方式日趋智能化、犯罪突发义愤化、手段残忍化等特点。其原因,是个体生理、心理原因等主观因素与学校教育方式失当、不良家庭和畸形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等客观因素相结合所造成的。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寻求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对策。     

论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方法选择

伴随着网络与人类生活深度融合,传统犯罪出现了网络异化,必须进行较大强度的扩张解释。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方法选择,就检验标准而言是准确划定犯罪圈——在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形成平衡;在解释技巧方面,应当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弥补犯罪定量要素的僵化,同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相同犯罪数额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相同的问题。必须在寻求刑法解释功能扩张的同时,确保入罪结论不侵害国民预测可能性。     

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最新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一项维护未成年人权利的重要举措,非常有利于各地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统一适用法律,实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扩,维护了法制的统一。     

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研究

通过回顾、分析关于单位犯罪的司法解释,本文指出,就为单位谋利的目的、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的范围等问题,现有立法与司法解释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从单位处罚的目的与刑事政策的需要出发,本文建议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单位刑事责任的基础是组织责任,而非个人责任;在为单位谋利而实施个人犯罪的情况中,单位应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以日本刑法中的正犯理论与监督过失理论为依据,划分直接责任人与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为单位谋利的目的不得同时作为定罪情节与量刑情节适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了规定,该制度的确立符合少年司法的国际潮流,同时推动了我国法制的进步.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人的犯罪和处罚情况的客观记载,前科是该记录的否定性的本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重在“秘密保管”,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灭重在“消除记录”.犯罪记录封存的适用对象是特定群体,各阶段的主体职权和责任各不相同,犯罪记录的范围一般作扩大解释,犯罪记录的查询和解封均有严格的程序要求.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践设想

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始终坚持教育挽救原则,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构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要确立封存对象、条件、内容、效力等实质要件,同时对犯罪记录封存的主体、启动、查询、审核和监督的整个流程进行具体的程序设计。     

论未成年人犯罪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数量越来越多,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独特的特点,犯罪原因有自身原因、家庭原因和社会原因,应采取多方面的预防对策。     

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一直为社会所广泛关注。我国《刑法》关于前科报告制度的规定毫无例外地适用于未成年人，对于那些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因曾经的犯罪行为而背负一生难以摆脱的“罪犯”标签，其负面影响之深远不容忽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关于未成年人免除前科报告义务的规定为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打开了一个缺口，引发我们关于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深入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对于未成年人给予特殊的照顾和关怀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在刑事政策方面,多数国家都很重视对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我国在社会管理创新视域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应当从定罪政策、刑罚政策以及执行政策三个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和完善。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例的前提下,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少年司法制度。     

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研究

未成年犯罪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不同于成年人,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保护性法律制度,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鉴于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还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需要各级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完善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体系,比如少年法庭体系,暂缓起诉制度,改变刑事单一化的现状,突破审判单一化的局限,重新确定法官评价体系及法官职能摈弃指定管辖的做法等。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及其矫治——基于一部犯罪题材电影之启示

刑事一体化理念主张建立动态的实践刑法形态,将犯罪学、刑法学、刑事政策学、监狱学等学科紧密联系起来,同时吸收其他交叉学科,组成一个系统的刑事法学科群,发挥整体的、系统的防治犯罪的功能.从健康青少年到犯罪青少年,主要包括两大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影响较大.结合动态样本来看,针对不同阶段、不同个体,各个因素的作用力大小不同,因而对青少年的教育与矫正应该结合所处的具体阶段,综合个人特点,采取个性化方案.同时,这些方案应该随着青少年个人情况的变化、不同阶段的转变,适时加以调整,以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十一五"时期控制青少年犯罪的理论思考

青少年犯罪日趋严重已是不争的客观现实.透过犯罪现象的表面,折射的是青少年犯罪防控机制组织形式、运作方式、规范体系以及社会价值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和缺陷.在经济社会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认真审视这些弊端和缺陷,对于促进社会的和谐文明稳定发展,顺利实现"十一五规划纲要"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条件的新变化,对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控制青少年犯罪与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发展稳定等相关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论刑法立法解释权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纠葛

刑法立法解释权的产生和发展,导致这一权力同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产生了冲突,使得刑法解释权力体制产生了新变化。现实中,刑法立法解释权同立法权之间产生了混淆,进而因为这一权力的混淆,类推性立法解释的溯及既往造成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侵犯。同时,由于解释对象和方式的混同,刑法立法解释权又同司法解释权发生运用的重合,深刻地影响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刑事司法解释权的格局。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构筑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三道防线

当前,青少年犯罪在整个刑事犯罪立案案件中所占比例较高,且日趋严重,成为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突出问题。因此要积极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作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构筑起青少年“不想犯罪”的第一道防线;要加强管理,严密防范,限制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条件和机会,构筑青少年“不想犯罪”的第二道防线;要强化法律手段,打击和震慑犯罪,构筑青少年“不敢犯罪”的第三道防线。     

率实施青少年治安战略工程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历史性的顽症.迫切需要构建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工程.即提上战略地位,提出战略对策,统一战略思路,落实战略措施.当前的问题是在许多有关部门未能摆上实际的战略地位;对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当薄弱.预防青少年犯罪要突出德育.在影响青少年犯罪的意识因素中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我国虽对道德高度重视,但是落实上有很大差距.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将司法对策与社会对策相结合,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预防犯罪"相结合,实现系统工程化.建立整体性领导与执行机构;统一指导意识;依靠多元动力;强化反馈控制机制.     

民事、行政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近几年,我国部分民事、行政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施行后新受理的案件,起诉的时间因此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种模式不但极易引发法律规避行为,而且背离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司法解释具有"立法性"并不能成为其不溯及既往的充分理由。基于司法解释的本质、司法机关的职责及溯及力所具有的维护法的安定性的积极功能,司法解释应当溯及既往,但其溯及力应受被解释法的时间效力范围、裁判的既判力和旧司法解释效力范围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