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如何做好职务犯罪案件的预审工作

预审,是依照我国<刑诉法>的有关规定,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查明案件全部事实真相的一项专门工作.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预审工作,是收集和审查证据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只有做好自侦案件的预审工作,才能更好的查处职务犯罪.     

证据法发展的内在要素论纲

证据法的出发点应该在于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在实现探求案件事实真相上,科学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发现案件事实并非等同于科学研究,在发现案件事实过程中应该受到一定的规制,这种规制除了来自于人权考虑外,历史环境也是事实认定方式无法摆脱的因素.     

论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泛侦查主义"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审判人员围绕着"事实真相",以侦查为审理主要内容,侦查与审判合一,认识与证明合一,认识过程占据了整个刑事司法的中心、挤压了证明过程的绝大空间。这成为中华法系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特点。     

防止"带偏见的真相"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普曼(美国著名记者)曾说:对于事实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再下结论;而是先下结论,再去看."新闻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防止"带偏见的真相"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李普曼(美国著名记者)曾说:对于事实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再下结论;而是先下结论,再去看."新闻史上的一个著名案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冤狱六年啊,伪造假"病历"该当何罪

一份假病历,最终导致一个人无辜被判坐牢6年,在事实真相大白天下之后,谁该为这起错案负责?     

刑事证据排除的两种模式

根据排除规则的规范对象以及排除证据的法律后果和操作程序,刑事证据排除可以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即以规范证据能力为中心的美国排除模式和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中国排除模式.美国模式与其陪审团审判、对抗制审判方式密切相关；中国模式则是一元制审判组织、探求案件事实真相、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产物.尽管美国模式有助于维护程序的正当性和提高审判的效率,但是却付出了牺牲案件事实真相的代价.中国模式虽然有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但是过于强调案件事实真相,不仅导致严厉的审查判断规则难以得到执行,而且无法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适合的生长土壤.而且,以规范证明力为中心的方式来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既不符合法理,又没有对症下药,甚至为法官滥用裁量权提供了新的机会.     

中国古代“五听”制度述评

听讼制度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中国古代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使得通过听讼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五听"即辞听、色听、气听、耳听和目听,是中国古代听讼的基本方式.本文立足于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追溯"五听"制度的历史沿革,以案例形式归纳"五听"制度的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听"制度作一价值评析,管窥这一制度对现代刑事诉讼的启示,以期为我国当代法制建设提供借鉴.     

一起医疗机构出具虚假职业健康检查证明文件案的分析及思考

本案是一起某职业健康检查机构出具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个体结论与事实存在明显不符,并且"职业健康检查个体总结报告"与《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结论不一致,存在向用人单位了"隐瞒了事实真相",属于出具虚假职业健康检查证明文件的典型案例.通过对办案过程及违法事实认定的总结,分析在对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监管中存在的争议问题,对相关问题...     

平反冤狱的他山之石

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罗尔斯语),正义无疑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追求的目标。然而,正义的实现,又是极为不容易的事情。在司法裁判领域,更是如此。因为,司法正义的实现,在很多情况下依赖于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发现。但是,在具体的司法程序运作过程中,有太多的因素(社会偏见、认识能力、不当讯问、司法惯性,等等),都会导致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知活动与案件的事实真相发生背离。这样,司法裁判就会发生错误,最极端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放纵真凶";另一种是"冤枉无辜"。对于"放纵真凶",是否应当予以纠正,西方各法治国家的做法还有很大的不同;而对于"冤枉无辜",西方各法治国     

纠纷解决:一种新的刑事诉讼目的观

现行刑事诉讼架构中广泛存在的与纠纷解决相关的制度与实践对传统的刑事诉讼双重目的论构成了挑战.回应挑战的途径是将纠纷解决提升为刑事诉讼目的.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的理论基础存在于现行刑事诉讼中"加害人/被害人"的结构性主线和纠纷解决作为刑事诉讼目的对所有刑事诉讼利益相关者处境的改善之中.在刑事诉讼目的体系中,纠纷解决应当通过正当程序予以实现,并原则上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基础.     

自由心证——自由与约束之间

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诉讼,其解决纠纷有赖于诉讼过程的公正,尤其是对案件事实真相的回复.为了解决争端,对于寻求事实真相方式而言,诉讼经历了神示证据、法定证据、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的演变.本文指出证据问题是诉讼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作为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     

证据法功能之探讨——兼与陈瑞华教授商榷

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可以发现: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基本上都是围绕查明事实真相这个中心发展的。因此,保证司法人员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是证据法的基本功能。通过对证据规则的解析可以发现证据法的功能具有多元性:保证查明事实真相、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司法效率、规范侦查行为等,而其中居于首位的功能还是保证查明事实真相。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证据法的功能已经从认识论的范畴扩展到了价值论的范畴。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完善(上)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该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活动,努力发现并尊重事实真相。其基本内涵是:坚持客观立场、忠实于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其中坚持客观立场是基石,忠实于事实真相是核心,实现司法公正是目的。各国法律和国际准则之所以普遍赋予检察官以客观公正义务,是为了防止检察官对控诉职能的片面理解,基于检察官作为"国家与公共利益代表"和"准司法官"的角色定位,缘于平衡控辩双方实力、用好起诉裁量权的需要。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在中国有重大发展,但尚需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坚持程序改革的正确方向,防止将检察官当事人化;切实保障并完善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完善立法,强化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改革完善检察体制、机制。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完善

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是指检察官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在刑事诉讼中不应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而应该站在客观立场上进行活动,努力发现并尊重事实真相。其基本内涵是:坚持客观立场、忠实于事实真相、实现司法公正。其中坚持客观立场是基石,忠实于事实真相是核心,实现司法公正是目的。各国法律和国际准则之所以普遍赋予检察官以客观公正义务,是为了防止检察官对控诉职能的片面理解,基于检察官作为"国家与公共利益代表"和"准司法官"的角色定位,缘于平衡控辩双方实力、用好起诉裁量权的需要。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在中国有重大发展,但尚需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统一认识,树立正确的司法理念;坚持程序改革的正确方向,防止将检察官当事人化;切实保障并完善律师在诉讼中的权利;完善立法,强化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改革完善检察体制、机制。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对嫌疑人、被告人供述犯罪事实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对于那些拒不供认有罪、推翻供述或者"认罪态度不好"的被告人,则会产生一种从重处罚的效果.尽管这一政策在指导法院量刑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对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以及被告人的无罪辩护权具有否定作用.由此,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形成了一种"义务本位主义"的诉讼模式.根据这一模式,面对国家追诉机关的调查讯问,嫌疑人负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以协助国家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在这种强调公民服从义务的政策影响下,所谓被告人供述的自愿性、保持沉默的权利、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被告人与国家的平等对抗等自由主义哲学意义上的理念,并没有太多的存在空间.     

试论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

在刑事审判活动中,侦查人员的出庭作证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避免冤假错案,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具有重要意义,侦查人员作为一类特殊的人证应当出庭作证.本文从我国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现状展开研究,分析了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原因及弊端,从而提出完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对策.     

匈牙利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

<正> 一、历史背景(一)概论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发现事实真相,这就是说,要查明是不是犯了罪,又是谁犯了罪。查清了事实真相——有罪或无罪——之后,就依法给予处理。一切刑事诉讼制度都以发现事实其相为目的,问题在于采用什么     

证据法学基本问题之反思

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根本问题在于形成体现现代证明活动自身特殊性的具体认知理论。裁判事实与事实真相之间的关系具有或然性,应寻求适当法律程序与规则,以保障关于案件事实的认识在最大程度上符合或者接近客观存在的事实。应当走出以点带面的偏狭思维,转向一种动态的证据概念,并在证据的真实性上强调当下社会认知条件所能达到的真实或属实。基于狭义证明理论,裁判并非都以查明事实真相为必要条件和最终目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官的照顾义务和消极的实质真实义务。证据法学的研究方法应是一个多元化的、开放性的、与时偕行的体系。     

论刑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目的(下)

三、各诉讼阶段(时间角度)的证明目的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再现案件的本来面目,这个刑事证明目的的最终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必须经过反复查证、逐步进展、多方面、多层次的认识过程。在刑事诉讼初级阶段当然不可能达到这个证明目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