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被害与被害预防

伴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网络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网络犯罪是一种新型的高科技犯罪,具有强隐蔽性、高智能性、跨时空性等特点。遭受网络犯罪行为侵害的被害人涉及国家、单位和自然人,具有与传统犯罪被害人不同的特征。科学分析网络犯罪的原因,全面实施网络犯罪的被害预防,积极构建网络犯罪被害人救济制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有序和协凋发展。     

重构与规范: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反思与出路

被害情感是被害人在经历犯罪行为后各种社会性需要满足与否的主观体验,是一种具有情景性、稳定性和深刻性的高层次精神现象,最常见的被害情感有愤恨、抚慰和宽恕三类。刑事政策场域中的被害情感在非理性和情绪化标签之外,本质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人际关系,它在个体层面决定被害人的行为和策略,更在一定社会层面上奠定刑事政策的合法性基础。借助被害人教义学的辅助性和自我答责原则,可从事实和法律两个层面限制被害情感非理性的成分,实现刑事政策场域中被害情感的规范化"出场"。     

农民工的心理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

农民工是最早通过社会流动的途径来改变社会地位的新阶层．因此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党中央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一部分。”然而．这一新的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他们具有自己显著的心理特征，阐明和揭示其心理特征对于党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农民工犯罪中的运用

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心理失衡刺激、文化因素影响以及权益保护不力等原因,导致农民工犯罪率很高.犯罪后刑事责任,依据罪刑法定原则,无法定从严从宽处罚情形,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视情形对农民工犯罪采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予以从宽处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宽与严都要真正落实,都要依法进行.为有效治理农民工犯罪,必须严格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侦查起诉、审判以及执行阶段视情形对农民工犯罪从宽处罚.     

我省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心理特征及预防措施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诸多方面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要想更有效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就应在法律保障的前提下,在净化各方面环境的同时,充分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心理特征,从中总结归纳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特质,消除其不良心理,从"心"防起,以促进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项矫治和防范,构建科学有效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探究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差、工作危险度高、就业流动性大,农民工具有比一般农民和城市工人更强烈的医疗保障需求.而在现实中,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却处于缺失状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医疗救助制度是在此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医疗需求、保障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     

农民工医疗救助制度探究

由于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差、工作危险度高、就业流动性大,农民工具有比一般农民和城市工人更强烈的医疗保障需求。而在现实中,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却处于缺失状态。探索适合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制度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医疗救助制度是在此过程中满足农民工的医疗需求、保障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有效措施。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对被害人救助的不足及解决路径

刑事法律制度缺乏对刑事被害人的充分关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未充分发挥保障刑事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虽然刑事和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刑事被害人获得赔偿的问题,但囿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遭受严重伤害的刑事被害人的赔偿仍存在较大困难。且在媒体报道案件的过程中,往往侧重关注犯罪人,忽略被害人,从而加大了社会大众对被害人救助的不确定性。故此,应当探索和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以形成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有益补充,以为将来刑事诉讼法正式确认刑事被害人的求偿权作出有益的探索。     

大学生个体被害预防与高校普法实效的增强

高校对学生的普法工作应以预防大学生犯罪被害作为切入点,强调大学生被害预防,使大学生充分认识被害人对犯罪的发生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以提高大学生被害预防意识.开展大学生被害预防的基本途径是消除大学生自身被害性因素,高校普法应通过加强对大学生被害预防的教育与管理以增强普法的实效.     

理性的移植:刑事和解本土化新论

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独揽对犯罪的追诉权,忽视了作为直接受害人的权利;而且致力于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目的和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方式,也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恰恰平衡了这一矛盾,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非常严重。在法治化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并尽可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同时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构建刑事被害人救助机制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中,犯罪人和被害人相伴而生,过去我们把人权保护的目光更多的聚焦在被告人身上,然而对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的保护和救助,却被忽视。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不仅是对犯罪人和被害人权利平衡保护的现实需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考察

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世界各国刑事司法领域保护被害人的一项重要制度,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能够体现国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彰显司法的公正与人性。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法律制度缺失、"先刑后民"制约被害人获得赔偿、判决难以执行等问题。建立健全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应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的做法;打破先刑后民、刑民一体的审判格局,赋予民事诉讼独立的品格;修改立法,对被害人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予以支持;设立预先救助机制,避免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完善救济途径,丰富救济内容,建立心理援助机构。     

被害与加害互动关系视角下留守儿童被害原因及其对策

当前,留守儿童被害案件频发,深入探寻其被害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形成预防策略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这需要对被害与加害互动模式进行类别化构建以分析留守儿童被害因素。根据被害人对加害的介入程度与原因力大小,可将被害与加害互动模式大致分为被害人推动模式、加害人与被害人冲突模式、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和被害人同意模式。被害与加害的交互作用呈现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应当在互动模式的指引下,按照留守儿童被害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等阶段,对不同阶段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并从被害留守儿童与外部力量等两个角度分别提出预防首次被害、防止被害程度加深与被害结果发生以及防止再次被害与角色逆变的应对策略。     

刑事被害人救助的中国模式

三方格局的刑事诉讼模式使被害人处于被遗忘的角落。上访、缠讼等事件的频繁发生为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出台提供了契机,但同时也赋予了救助目的的二元化。从救助制度状况与实践运行状况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存在差异,救助效果也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制度目的的二元、制度设计本身不合理和体制不健全。国外刑事被害人救助表现出四种模式。就我国目前而言则是国家主导型与被害人自救型的双重救助模式。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应体现社会救助的重要性。     

当前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问题与思考

<正>刑事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主要是通过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依法赔偿。但在现实中,被告人及其他赔偿义务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赔偿能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存在,而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抵触情绪大,赔偿要求高,矛盾容易激化。近年,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规定,各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联动司法解决刑事被害方的涉诉信访

限于刑事法律和犯罪人的客观状况,刑事被害人的一系列权利尚不能够得到完全地保障和实现。陷入困境的刑事被害人往往易成为信访人,其信访的对象则是作出最终司法判决的人民法院。在信访的被害人已经不信任法院的情况下,仅通过法院并不能够解决被害人的信访问题。由此需要创新工作机制,联动司法。通过联动司法加强对刑事被害方的救助,加强对犯罪分子所判刑罚的说理,与检察机关一道解除被害方的疑惑,并适时引入第三方,对法院的审理程序进行调查,以尽可能地解决刑事被害人方的涉诉信访。     

刑事被告人是否应赔偿被害方精神抚慰金?

杨某问:我和吴某都是进城搞装修的打工者,2011年11月,徐某邀约我们到他承揽的工地打工,并向我们提供了交通工具——摩托车。去年年底,我驾驶摩托车搭乘吴某前往工地上班,因驾驶不当摩托车驶出道外翻到,致使吴某头部受伤,送医院医治无效后死亡。交巡警队认定我对事故负全责。随即我被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在我服刑期间,吴某的家属对我和车主徐某提起交通事故民事诉讼。经审理,一审法院判决我和吴某负连带责任,     

浙江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浙江省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要正确把握工作原则,抓住工作重点,进一步深化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指导,进一步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工作规程,努力改进涉法涉诉信访处理方法和工作机制,创造良性循环环境,进一步抓好救助资金落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