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 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 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 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 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 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 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全球化时代俄罗斯有组织犯罪及其法律对策研究

本文以全球化为背景,对当代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立法规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笔者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有效地打击日益猖獗的有组织犯罪,特别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应当在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各国的国内刑法体系,使之与国际法相协调和统一,而这种统一和协调只有通过建构统一的国际刑法典的途径才能实现。     

经济全球化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国际法的主体增加了, 也使国际法的调整领域进一步扩大, 从而推动了法律的全球化。 欧洲联盟法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国际法律秩序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日趋突出。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秩序的法制化进 一步充实了国家主权学说、国家主权原则的内容     

联合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发展与中国的贡献

《联合国宪章》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奠基石,确立了以联合国为组织基础的当代国际秩序,建立了以安理会为权力核心的全球集体安全机制,规定了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确认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奠定了国际法真正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建设国际法治的坚实基础。经过70年的探索,联合国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国际法体系,形成了由解决国家间争端、终止国际有罪不罚现象、采取强制执行措施、监督国际法实施、建设国际法能力等要素组成的国际法实施体系,并通过激活《联合国宪章》中的法治原则,改进和加强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内在动力机制,从而加强国际法的效力,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提升国际社会对国际法的信任,巩固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多边主义。中国不仅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坚定维护者和积极建设者,而且是联合国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倡导者。     

现实主义状态下国际法"规范功能"刍议

本文从分析"法"的涵义入手,结合对国际社会和国家意志属性的分析,阐明了国际法规范功能发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此基础上,笔者从功能属性强弱的角度对国际法规范进行了划分,以期对国际法规范及其功能的发挥有个现实和理性的认识.     

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法律秩序的交互影响

中国经济社会的内涵式发展,国际社会组织性、"连带性"的加强,使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走上传统武力崛起的道路。相反,中国对国际法(机)制的深度参与以及作为大国的"既富裕(总量意义)又贫穷(人均而言)"的混合身份使其能够成为国际制度的独特维护者和建设者。中国崛起是一个世界性话题,其崛起路径已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法律、世界发展事业以至国际合作与其他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的法律影响。在全球化、法制化、人性化的时代,中国和平发展与普遍国际法的交互影响还表现出了重视人权、促进民主法治和全人类共同利益形成的共进趋势。     

论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

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才能作为国际法的主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国际组织迅速增加 ,作用不断扩大 ,国际法主体增多 ,一些非国家主体也具有了国际法主体资格 ,促使国际法单一主体的旧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国家行为体相比 ,非国家主体的国际法律地位有所不同。文章结合国际关系实际案例 ,通过比较分析 ,说明非国家主体国际法律地位的特殊性 ,主要表现在享有权利的派生性和有限性 ,行使权利的间接性 ,执行决议缺乏强制性。     

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国际法分析

索马里海盗问题由来已久,并在最近几年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联合国安理会于2008、2009、2010年连续通过有关决议,授权相应各国及区域组织打击海盗,并几次延长行动时间。对于安理会授权打击海盗的行为,在国际法上看,是国际合作的国际法基本原则指导下的行为,是对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新注解,同时也是对联合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关系的经典诠释。但该行为仍旧有一定的法律局限性。如何克服这些局限,并从根本上杜绝亚丁湾的海盗现象,是今后索马里海盗问题走向的焦点。     

试论国际民间组织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

本文从国际民间组织的特征及演变着手 ,分析了国际民间组织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问题 ,并通过研究国际民间组织对国际社会及国际法秩序的影响 ,论证了国际民间组织具有一定的国际法律地位。最后 ,提出国际民间组织为了追求更广泛权利而导致的对法律地位的追求 ,是为了国际法理想的实现。     

传染病全球化与全球卫生治理

全球化加剧了传染病的全球传播,构成人类安全的新危机.同时,传染病全球化也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与共同意识,迫使各国开展国际卫生合作,发挥国际法的作用;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存在诸多缺陷,无法有效应对传染病全球化这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因此,应该确立更好的全球卫生治理机制,包括发展问题的解决,治理结构的多维化及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