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与完善——以太湖水污染为例

太湖流域污染物总量控制存在制度不科学、缺乏相应具体制度、监督和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从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立法、建立排污许可交易制度、强化政府责任等方面加以改进。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行动者选择参与与否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里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侦查行为的经济分析

运用经济学相关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侦查行为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最佳配比,是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提升侦查效率的途径之一.侦查行为的成本包括权力成本和物质成本.侦查行为的收益包括物质性收益和非物质性收益.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维度,对个案侦查、侦查机关和国家的侦查行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可以为合理配置侦查资源提供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结论.侦查行为的经济分析也存在权力成本难以精确量化、非物质性收益具有不确定性、预设的理论前提与现实不完全相符等局限和不足.     

行政权的演化及启示

行政权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动态概念。通过对东西方行政权演化历程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与西方国家行政权的演化路径正好相反,但其中的许多共通之处对我们今天建立现代政府仍有所启迪:不同的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的要求和选择不同;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政府职能亦不相同;行政文化影响深远;行政权的运行要把握适度原则。     

黑龙江省对污染物减排纳入干部考核

黑龙江省近日出台了《黑龙江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对各地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纳入省委省政府对各地区的目标责任考核。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地区，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暂停该地区有关企业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暂停安排该地区省级污染治理和减排专项资金，撤消省授予该地区环境保护方面的荣誉称号，对领导干部参加各种评优予以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并实行通报批评、约谈、诫勉谈话等。     

试论中国反腐败方略的系统设计

腐败与反腐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反腐败活动存在着社会成本与收益,反腐败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对比,寻求经济上的合理界限。从这一思路出发,文章重点对思想教育、社会运动、制度约束等反腐败方略进行了成本——收益比较,认为制度约束是一种现实可行的反腐败方略。在此基础上,文章探讨了中国反腐败方略的设计原则,提出要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强化监督机制,加大惩罚力度,以薪养廉,加强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等方法,使政府官员不可能、不敢于、不必要、不愿意腐败。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机制与官员道德风险的防范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 ,官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 ,使得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官员道德风险 ,必须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创新 ,加大官员勤政廉政的预期收益 ,提高不勤政不廉政的预期损失 ,促使官员主动地把勤政廉政作为自己的最优选择。     

浅析陕西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回报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高低。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发达省份的原因之一就是陕西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企业和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不高,从而导致陕西人力资本缺乏竞争力。研究陕西人力资本投资与收益问题,寻找提高各投资主体投资回报的现实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小股东”现象的剖析和启示

一、“小股东”现象一般人可能认为股东（资产所有者）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因此股东（资产所有者）自然毫无例外地追求公司资产保值与增值目标。但下面的论述将会推翻这一结论。在早期个体企业制度中，个体企业主的个人资产收益等于企业资产收益。这种情况下，个体企业主（资产所有者）除了出于避税或财不外露等因素之考虑而把企业帐面资产存量、增量故意做少外，都会强烈地追求企业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随着股份公司企业模式的产生，出现了公司资产与个人资产、公司资产收益与个人资产收益不一致的情况，这就可能导致如下现象产生：公司的股…     

深化改革中的企业风险问题

一、企业是收益和风险的共生体处于任何一种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都是收益和风险的共生体:既是经济收益的获取者,又是经济风险的承担者。企业风险肇源于它在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不确定性。企业在从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无法预料的因素的干扰,诸如自然灾害、社会不稳定因素(事故、盗窃、战争、政治动乱)以及生产经营中因市场、价格、技术和管理变化带来的波动等,都会对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巨大影响,引致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的背离,由     

会计信息舞弊成因的产权经济理论分析

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由于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对称、舞弊收益与舞弊成本失衡、缺乏对真实信息的需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会计信息舞弊的动机,而公司内部治理不完善、外部审计不独立等又给上市公司提供会计信息舞弊的机会.     

行政听证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听证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实实在在地体现了民主、公开的原则，实现了“阳光政务”，赋予了行政相对人知情权，避免了行政机关的“暗箱操作”。但其运作毕竟是一种高成本的行政程序。任何一个国家都面临着公正与效率的矛盾，成本与收益的冲突。哪些应该采取听证，哪些又不适用听证，正确解决听证的适用范围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条约演化解释证成及其适用价值

由于国际条约所固有的滞后性和高度抽象性,演化解释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国际条约愈加重要。条约能够进行演化解释的前提必须是缔约方具有这种意图,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原始意图与嗣后意图。前者是基于体现条约原始意图的一些证据;后者是基于缔约国的嗣后行为或者嗣后惯例。同时,条约演化解释的幅度受到条约目的与宗旨、缔约国嗣后惯例等的限制,且应当是条约术语含义随后变化的范围内。演化解释是条约解释过程中对时间因素的一种考量,有利于消除条约用语的模糊性、平衡条约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在条约解释中发挥作用,对国际裁判机构及中国都具有重大的适用价值。     

"科斯定理"不成立

仍以科斯的养牛者与农夫的例子为例,同样运用新古典的方法,从养牛与谷物生产的边际收益均等于边际成本;养牛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谷物生产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谷物生产的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养牛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三种假定,分析了十种情况,证明即使交易费用为零,不同的产权界定也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果,亦即"科斯定理"是不成立的.同时,要指出的是,"科斯定理"的证明中存在着推论的"陷阱".     

腐败与反腐败的收益成本博弈及对策研究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比较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腐败的泛滥程度取决于腐败收益和成本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之间的博弈。收益高、成本低是当前腐败现象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运用经济学中“成本-收益”理论,对腐败收益和成本的构成因素以及与反腐败收益和成本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提高腐败成本从而抑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发展趋势。     

论联合政府与“信任宪章”的可行性——来自英国的个案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正面临着信任危机。电子政府的出现更是加剧了这个问题。虽然电子政府带来的巨大收益也可以从联合政府(joined-up)中获得，许多国家仍然注重通过对信息和隐私的保护，来建设政府与公民交易时的公共信任。英国的改革领先一步，建立类似“服务宪章”的“信任宪章”来提升公民对政府处理和共享个人信息的信任度。本文通过回溯“信任宪章”在英国的发展天历程来评估其可行性，并认为，在技术允许之前，其它国家不应该学习该模型。     

国有产权模式的激励和制约难题及其解决办法

国家对委托代理人和企业经营者提供的激励费用无法超过他们可能获得的腐败收益,监督者承担的监督成本和放弃监督所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获得的监督收益。因此,应适当提高国有资产监督者和经营者的激励待遇,降低群众监督成本提高群众监督收益,加大对非公经济的监管力度,严格规范非劳动收入。     

环境恶化危及食品安全

今年发布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7）》表明与上年相比，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是广大公众最不放心的环境事件之一。其中，环境污染问题是造成食品安全问题的首要因素。河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调查处理专家徐玮指出，食品安全问题中最可怕的一类污染是环境污染，受污染的物体称之为“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它在环境中长期存在，很难分解，进入人体后蓄积在脂肪里，威胁大众的身体健康。     

房地产投资风险因素和应对

房地产投资项目建设周期长,面对的内外环境复杂,影响因素也较多。投资风险因素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会对未来收益产生不确定的影响,对投资者产生极大的风险,因此对风险因素的识别和应对对于房地产项目成功产生重要的影响。     

“省管县体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即CBA分析法，对“省管县体制”进行绩效分析显示：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别很大，不同地区会形成三种CBA公式：省管县的收益〈市管县的收益＋改革成本＋利益补偿成本；省管县的收益〉市管县的收益＋改革成本＋利益补偿成本；省管县的收益=市管县的收益＋改革成本＋利益补偿成本。“省管县”改革中，不同地区都可以进行CBA评测，依据三种不同公式，相应地采取不同策略，实现改革效率的“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