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周有光

这部书稿完成的时候,我已经109岁了。我以前说过"上帝把我忘记了",把我遗忘在世上了。感谢上帝,让我在这个年纪还有一个清晰的头脑和思考能力。虽然我对个人生与死早已淡薄,但我所记忆的历史还在前行。……85岁时,我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工作和思考是我生活中的最大乐趣:我比以往更关心中国的发展和走向;关心整个世界不断出现的变化。我一直关心中国,我希望中国会变得更     

爱在深秋

那年深秋的分别,在我的心里生成了根。每天,凝视落日的余晖,倾听无边的寂静,勾起我对你无尽的思念。怎能忘记,你一身深绿色新军装出现在我面前,在众目睽睽之下,淘气地向我敬了一个礼,对我深情地一笑,然后跑步归队……在锣鼓声里,我目送你远去。从此,这一幕便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安慰我们的声音

有一次,走廊上的脚步声打动了我。当时,我在一个城市漂泊,忽然病了。就在那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可能从我有气无力的回话中听出了信息。那是我曾经的一个同事,应该是我的一个小朋友了。我没有想到会听到她走来的脚步声,就在我租住的那个二层小楼上。小院里此时没有杂音,那急急的脚步声至今让我记着。"噹噹噹",几下敲门声,门被推开     

乡情和往事

我的母亲生于宁乡,在我很小的时候逝世,归葬于宁乡。父亲是长沙人,籍贯从父,但我过去填的是湘潭,因为我出生在湘潭。1929年我父母在上海怀的我(所以我的学名叫振沪)。那时父亲在党中央机关做地下工作,母亲“住机关”作掩护,秋天父亲被中央派遣跟邓小平同志一起去广西,策划百色起义,就把我母亲送到湘潭姨母家中去分娩。百色起义的日子是1929年12月11日,半个月后,我就出生了。以后,母亲又随父亲奔波在外,病死于长春。我在长春上的小学。后来又到天津,恰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父亲带着我逃亡。因为日军侵占,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不通车,只能乘船绕…     

中国企业输在细节

宋文洲在第8期的《中国企业家》上撰文指出:我刚到日本留学不久就发现,我的日本同学们根本不聪明,无论是考试还是写论文,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但有一点我绝对不如他们:细节。比如在绘制图纸的时候,我的纸面一般比他们的脏。在手写文字时,我的字比他们的潦草。教授经常当众批评我。有一天我向教授解释说,我小时候没有训练过画图和写字,所以不像日     

彭冲是我革命的引路人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冲同志是深受我敬重、爱戴与思念的老首长。在沉痛哀悼彭冲同志逝世的追念中,他对我的培养教育、言教身教,在我遇到困难、挫折时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对我一生成长的恩情,一一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震撼着我的心灵，使我永远难忘。     

与采访“两会”的中外记者见面时温家宝同志答记者问（摘要）

关于自己 我首先对全国人民讲几句话,感谢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我出生在农村的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是教员。我的孩提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战火烧毁了我的全家,包括爷爷亲手办的那座小学。旧中国的苦难在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原副总忏悔——“反腐倡廉文件从没有看过”

开始追求高品质生活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艰苦岁月在我身上烙下了一股子韧劲。工作后,我刻苦钻研,自学掌握了微波通信、移动通信技术及公司运营管理。辛勤的付出为自己换来了很多荣誉,我多次被派往国外深造,东窗事发之前我还享受着国务院的专家津贴。2001年,组织上任命我为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四川移动分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从此,形形色色的私企老板像膏药一样,络绎不绝地贴在我身边,令我应接不暇。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样一个身居要职、自命不凡的国企副总经理,在那些     

我和我的父母及兄弟姐妹

我父亲跟闻一多、杨振声都是朋友。我母亲文学修养非常好,懂中医。我兄弟姐妹10个,6个是共产党员我的祖籍是山东蓬莱。1929年,我出生在北平。我父亲叫刘康甫,教中文的,写得一笔好字。当时,我父亲在清华大学工作,后来从清华到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当时,齐白石那些人都在艺专     

维护新疆社会稳定 确保各族群众安宁

正在兵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光荣当选兵团先进工作者,参加表彰大会并作为劳模代表发言,心情非常激动。站在这里,我既感自豪,又觉欣慰。十多年的付出,我履行了当初入警时的誓言,没有辜负头上闪亮的警徽。感谢各级组织对我的培养,在我做出一点点成绩的时候,给了我莫大的荣誉和鼓励;感谢各级领导对我的关怀,在我前进的道路上,给了我许多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同事和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让我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我是怀着从小就对警察这个职业的憧憬和向往加入公安队伍的,对这份职业的热爱一直是我勤奋工作的动力。     

母亲

在母亲活着的时候,我一直不知道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我总以为他们像天上闪烁的繁星一样,只会存在于很遥远的地方,只有通过拼搏和努力才能得到它,却从未想到过它可能就在我的身旁。等我意识到了,却又永远地失去了它。 当我从北京赶到母亲病床前的时候,她已不能开口说话。我趴在床边握住她的手,那温柔地抚摩过我千万次的手,因长时间大剂量的药物注射,已经开始浮肿,她无力握住我,我也无力握紧她。在那一瞬间,我多想她还能像以前一样,能用手抚摩着我的头发,对我说,湘儿,你回来了。而现在我只能看着她的生命在我面前一点点地消逝,既无力抗拒,又无法挽回,我想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     

嗜赌使我失去一切

似水流年昨日也曾有辉煌1954年2月7日,我出生在一个茅草苫顶、泥土做屋的农民家庭。在数着颗粒下锅吃饭的苦难岁月里,我渐渐地长大了。中学毕业后,我回乡参加生产。在农村,无论多么苦、多么累的活,我都抢着干。在严寒酷暑中、在泥里水里熔铸了我坚强的性格。乡亲们都夸我是庄稼院的好后生,并推举我担任生产队长。经过几年拼搏,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喜事成双,我又把一个漂亮的姑娘迎进家门,随着一双儿女的出世,小家庭荡漾着欢歌笑语,我无比的幸福。     

一种改变,多种收益

在我入道之初,作为一个博士和管理行为咨询新手,我常常要求我的客户同时改变多个行为。在我积累了较多经验之后,我开始认识到,要求的太多,只能欲速则不达。现在,我采取的方法是:"改变一种行为,获得多种收益"。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它不是我的首创,而是我从一位心理学大师那里学到的。     

战争中，我经受住了党组织的考验

我的老家在河北省丰南市,我很小就失去了母亲。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八路军好,是共产党的队伍。1945年8月,我刚满16岁就参加了八路军。 我的原部队是四十八军一四二师供给部粮秣科。我们科有一位比我长几岁的老大哥叫董沛然,他是河北省卢龙县人。在平日里的工作、生活中,他总是耐心地帮助我,体贴我,经常和我谈心,使我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可是让我纳闷和不理解的是,领导认为我工作干得不错,他却总是找我的毛病。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一名党员,因那时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我根本不知道谁是党员。     

一个中学校长的教育梦——记优秀党务工作者、太原市六十三中校长史建如

6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来到太原六十三中,见到了史建如校长。见到他时,他正在写《中国梦·校长梦》的论文,于是我们从他的校长梦开始聊起。"人生的价值在哪里,我在育人中能找到;人生的快乐在哪里,我在工作中能找到。不是我矫情,在我内心最深处,我是真的爱着这些孩子,爱着我的工作。所以,作     

手足之情深似海教诲之言永铭心

记得解放初期的1950年3月间,我在广州三联书店工作,一天下午,省作家协会周钢鸣同志到书店来。过去(指解放前在香港时),钢鸣同志见到我时,总是问我:"哥哥有没有信给你?"这次在解放了的广州,见到钢鸣同志,我倒过来问他:"我哥哥有信给您吗?"开始时,周同志不大肯讲,我眼巴巴地望着他,他经过思考后,终于讲了:"听说辟澜同志牺牲了。"送了周同志出门后,在上楼时,我终于流出了泪水。我找到了在香港认识、当时在华南分局工作的一个朋友,请他帮我了解到:我嫂嫂邓戈明同志也在分局工作。     

天使之梦

我是来自煤炭总医院的一名护士。今天还能给大家讲我的故事,我是幸运的,因为就在10年前我接到病危通知,癌症晚期活不过6个月。是什么,让我创造了生命的奇迹?是什么,让我延续了对生活的梦想?是爱!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一个边远小城市,1995年,我8岁时,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父亲往往是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导师。直到我做主持人,退伍,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尽管我没有自始至终继承父亲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我,只有淡淡的两个字:"还行。"在我记忆中,1999年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监督我主持了一台节目,而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次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孩子们的权利

说起来,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母都是手艺人,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一年到头在外省寻副业,留下我跟着爷爷奶奶守在偏僻的山村里。每年春节过后,父母沿着屋门前的小路,转过山坳,便消失不见了。父母消失的那一刻,我的盼望也从那条小路出发了。我的盼望走过长长的一年。     

孩子们的权利

说起来,我算是最早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母都是手艺人,在我小的时候,他们一年到头在外省寻副业,留下我跟着爷爷奶奶守在偏僻的山村里。每年春节过后,父母沿着屋门前的小路,转过山坳,便消失不见了。父母消失的那一刻,我的盼望也从那条小路出发了。我的盼望走过长长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