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的“国语骑射”与基本文化国策

顺治年间立"崇儒重道"为清朝基本文化国策,雍正帝即位后,他"崇师重道",亲诣先师";践行儒道",多次御经筵";崇尚教化",践行儒道。然而他的国家意识并未掩盖他的民族意识,他在践行儒治的同时还制定了"国语骑射"政策,他重开满洲翻译科考试并将这一政策贯彻于八旗教育中。世宗对"国语骑射"的维护并没有阻止这些技艺的衰退。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们趋于普遍化、日常化,更有利于满汉文化的交融与认同。     

“逆反”的皇帝明神宗

<正>一、战战兢兢明代中期后皇帝一个比一个任性骄纵,从明武宗朱厚照到明世宗、明穆宗,无不因纵欲、服食丹药以至中毒最终殒命。明世宗嘉靖皇帝殷鉴不远,他的继位三子朱载垕除了不吃丹药外,在纵情声色方面较之前有过之无不及。即位后立即传示不朝,不召见大臣。在广修豪华宫苑、大肆玩乐折腾6年后,就黯然死去。在中国历史上,皇权新旧交替之时,宫闱总是充满血雨腥风。此刻,张居正为了一举夺取内阁首辅高拱权力,他联合司礼监太监冯     

从张福弑母案看明代的权与法

张福弑母案本是明世宗嘉靖年间一桩很小的刑事案件,却使得世宗皇帝十几天内连下几道谕旨,诏狱处置了三位主事官员。结果是处死了一位并非凶手的名叫张柱的年轻人,真凶却被当庭释放。这其中的隐情与世宗以藩王身份继承大统以及帝位更替导致外戚势力兴衰变化密切相关。从这件案件中也可窥见明代权力体系的运行以及关于对权与法问题的深入思考。     

明“道”：领导力之源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党乃至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要有一个明确的“道”，没有“道”就会迷失方向。明“道”是领导力的源头与核心所在，通过明价值所在之“道”、明愿景所向之“道”、明使命所归之“道”，给予人们行动的动力源泉，并引领他人一同发展。     

进言贵在“责难补短”

汉元帝刘爽(音式)即位之初,召任素称"明经洁行"的琅琊"贤者"贡禹为"谏大夫",并多次虚心地向以国政.当时国家大患是元帝优柔寡断,朝中谗佞用权,但贡禹在奏对中于此却避而不谈,而是喋喋于元帝素常注意并已经实施的"节奢"、"从险"等陈词.对此,《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评论道:"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     

试论大清名相陈廷敬的为官之道

陈廷敬的为官之道,深受陈氏家族良好家风的熏陶。以"崇儒经且致于用"为原则的理学思想是其为官执政的学理基础,将礼治作为治理家族和国家的根本;推崇"民为邦本"以及在政务实践上奉行"中正之道"。在官德上,陈廷敬始终恪守清正廉洁,慎言慎事,勤政爱民的为官准则。     

老子之道与基督教上帝的比较——老子之道的非神性论证

道家思想同基督教文明一样脱胎于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两种不同文明的核心象征"道"和"上帝"理所当然成为人们精神面临困境时的出路。从"寻根"中求"立命",面对两种文明交融的情境,把两种不同文明象征的"道"和"上帝"等同起来是一种误解。道之本质特性和上帝的本质特性的比较表现为:道之无名与上帝之有名;道之无为与上帝之有为;道之无形与上帝之有像;道之二元辩证性和上帝之一统性;道之"出世"与上帝之"入世"。     

巫教、宗教、礼教与先秦诸子百家之关系

中国史前文化的内在演变经历了巫教——宗教——礼教三个阶段,并具有着内在同一性与相似性。巫教文化是文化演变的内在基因;宗教文化注重个体生命的解脱与"道"的追求;礼教文化则由"道"下落为"术"。先秦诸子之学是通过各家之"术"返求于"道"的认知。通过分析可知,先秦诸子之学实则是对"古之道术"的发展与细化,并非单纯的人类理性突变式地觉醒与相互之间的表相上的对立与争执。     

泰山封禅：宋真宗自导自演的闹剧

宋真宗即位之初，尚能广开言路，锐意进取，勤政治国，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咸平年间的小康局面。但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纳岁币求苟安，施政方针也日益保守，且崇道信佛，劳民伤财。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国君臣有如一群患有臆想症的精神病人，共同演绎了几场“天书”、“封禅”之类的迷信闹剧。其中一些神秘细节的具体操作过程，将永远是宫廷历史之谜。     

吕端:糊涂也要讲智慧

吕端名片：吕端（955—1000），幽州安次（今河北安次）人。先后经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代帝王，任职无数，并曾出任宰相。以病卒，赠司空，谥正惠。为官之道：当官就要装糊涂，糊涂也要讲智慧。公元997年三月，宋太宗赵匡义驾崩不久，围绕太子赵恒即位的问题，北宋朝廷内部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争斗。     

孙子“交胜”战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孙子的“交胜”战略思想是中国传统兵家“和合”文化的集中体现.它启示我们:维护当代国家安全应以主权至上、国家利益为旨归,循“利交”之理;以广结善缘、增进理解为冀望,明“知交”之道;以和平协作、互利双赢为原则,达“和交”之情;以博古通今、仰观俯察为睿智,图“谋交”之策.     

雍正朝嘉惠士子政策浅析

对于清代科举政策的建构,雍正朝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而现有的研究成果却相对不足。笔者通过对清实录中世宗朝科举史料进行筛选,并对雍正帝嘉惠士子的措施进行阐述与分析,以期佐证雍正朝在清代科举史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之重要地位。     

民国时期有关孔子“一贯之道”的解读

孔子"一贯之道"是一个涉及儒学主题的大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成为儒学一大"公案"。民国时期对这一问题有三种解读模式:蔡元培、张岱年从人生哲学上解读,认为孔子"一贯之道"即曾子所言"忠恕";蒋维乔、胡适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西洋论理学中所说的归纳推理",不单是推己及人的人生哲学;谢无量、冯友兰、范寿康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是"仁"。民国时期对孔子"一贯之道"的不同解读,显示了在20世纪初期中西方文化对话的大背景下思想家既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又肯定中国文化的态度,即在一种二维视野中对孔子思想进行诠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构成了民国时期儒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于今天的孔子仁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现状、风险及对策探究

自1994年我国实施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逐年膨胀,尤其是自2008年伊始,增速急剧提高,债务风险已经有所显现。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急求之举和根本之道,是及早实施目前债务风险的应对之策;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监督的长效机制。     

哲思睿语

<正>芝兰生于幽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孔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     

圆明园与雍正帝的重道及炼丹

<正>雍正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庙号世宗,谥号宪皇帝。雍正崇佛,还重道,现存于故宫的《清人绘胤禛行乐图像册》中,有一幅胤禛穿着道士服装的图,图中的胤禛手持拂尘,显出潜心向道的情怀。雍正对道家的喜爱始于皇子时期,早在潜邸时,就开始烧制、服用丹药,并做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雍正不仅重道,对看相、八字等江湖术     

谈唐太宗的鉴古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代皇帝中少有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即位时还面临着分散于备地的李建成、李元吉余部和突厥军不断地骚扰等紧迫问题;又值连年灾荒,更造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的巨大困难.《贞观政要》中概括这一时期的情况说:“太宗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但到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关中粮食丰收,又加太宗“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而因很快使各地“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因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这便是历史上所称誉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唐太宗也因此为人们所称颂.杜甫在路经唐太宗昭陵(位于今陕西礼泉县)时,便无限钦敬地赞叹:     

阮咸的人生——读《竹林七贤图》之六

读《竹林七贤图》之七发在了之六的前面,是作者之错,好在不是梁山英雄排座次,颠之倒之,却也不妨。 阮咸是阮籍的侄儿。阮家是个大族,族中有穷有富。住在道北的称北阮,都是阔主儿;住在道南的称南阮,都是穷户。阮咸住在道南,自然是穷哥们儿里的一员。当然,穷也没穷到没吃没喝的地步,不过是手头不太阔绰罢了,不然,哪有工夫去喝酒,聊天,玩琵琶呢? 诸阮的先世,都是儒门,阮咸也是儒门子弟,但那时儒学在一些人手里已成沽名钓誉、求官敛财的手段,诸阮皆长于此道,阮咸不屑为,宁可以尚道安贫与之拮抗。人     

老子的道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在古今中外享有盛誉,老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源远流长。老子的道廉思想具有内隐性,他提倡要少私寡欲、知足知止;以人为本、尊道贵德;以正治国、廉政爱民。它启发当代领导干部要清心寡欲、廉政为民,不断加强党性修养,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学习和研究老子的道廉思想,对于传播和弘扬廉政文化,加强我党的廉政建设,做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裴铏《传奇》的仙道色彩

晚唐作家裴铏的文言小说集《传奇》是一部在中国小说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著作。书中多写神仙诙谲之事,具有浓郁的仙道色彩,从仙道方面论述了成仙人物的各种类型:豪侠之士;崇道之士;痴情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