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标准变迁与阶层间的封闭性——以1949年以来择偶标准变迁为例

自1949年以来,学术界公认我国社会大众的择偶标准发生了变迁。但是如果我们将各个时期择偶标准与社会阶层划分标准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各个时期我国社会成员的择偶标准与社会阶层划分的标准相重合,择偶标准在绝对变化的背后隐藏着相对的不变律——阶层内婚姻。社会成员择偶标准变与不变的实质是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阶层内婚既是阶层封闭性的体现,又是促进阶层间走向封闭的重要推动力量,从而使得婚姻与择偶成为一种社会阶层间的封闭机制。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划分阶层标准的快速变迁既遮蔽了择偶与婚姻不变的规律又使得其作为阶层间封闭机制的功能发生扭曲,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考虑快速转型期的特殊性,仍会发现这种不变的规律与机制。     

经商青年择偶标准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义乌为例

本文以义乌市经商未婚青年为研究对象,对义乌经商青年择偶标准及行为进行实证分析.通过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社会资本、交换理论等视角对经商青年的择偶特征和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经商青年择偶特征与行为体现了商人的经济理性的选择结果.     

硕士研究生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分析——以云南高校为例

在问卷调查并结合深入访谈的基础上,对硕士研究生的择偶标准的性别差异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男女硕士生都注重情感和品质,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性别文化和观念的影响,硕士生择偶标准存在性别差异:女硕士生对异性的性格品质要求兼具传统与现代,而男硕士生对择偶对象的性格品质要求具有现代的内涵,但更多的保留了传统特色;男硕士生比女硕士生更注重外貌、年龄,要求对方学历相当或低于自己;女硕士生比男硕士生更看重能力才干,要求对方学历相当或高于自己,对将来配偶的收入期待也较高。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社会调查之争——以社会调查主体之争为切入点

对未成年犯罪个案开展社会调查成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定少年司法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少年司法的发展。但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社会调查的原则化规制以及指导司法实践的具体配套规范的缺失,共同导致这一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出现了调查主体之争的白热化。实际上,调查主体之争的背后是司法权力配置之争。要化解权力配置之争及其引发的后续问题,必须从厘清主体之争的现实和理论成因着手,跨越社会调查活动开展的前置性障碍,建立起社会调查必要性评估机制,以共享和制约为权力分享的前提,合理权衡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权力配置之需,结合各地的司法实践需要和司法资源优势,建构起相对统一规范的社会调查主体机制。     

群体性事件的结构因素分析——以某矿务局个案为例

转型期间,社会结构的变迁直接影响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及其价值取向,造成社会共享价值观的缺失.一方面,社会制度通过社会结构对社会群体的行为进行制度化控制;另一方面,社会群体通过反抗和破坏社会结构(越轨的方式)来实现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和改变.发生在某矿务局的群体性事件表明,社会转型的结构因素对社会稳定有重大影响.群体性事件反映了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关系,而社会分化的压力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