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行修宪模式的思考

一、党在修宪问题上的权力范围界定:只有建议权,此权不能等同于法律上的“提议权”和“提案权”执政党拥有对国家重大事务“提出决策权”。党的“提出决策权”也可以称为提出建议权,但党的“提出决策权或建议权”不等于法律上的“提议权”和“提案权”。在修宪问题上,党只拥有修改宪法的建议权和立法建议权,如宪法或某些宪法条款的修改建议,多是由中共中央提出或由有关国家机关党委和地方党委提出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建议作出的,但这种建议权的实现与否,则取决于拥有宪法修改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我国频繁修宪原因的规范分析

通过选择典型的宪法规范，在深刻挖掘这些宪法规范的内涵、充分分析相关规范之间逻辑关联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认识我国频繁修宪的原因，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我国宪法修改的“得”与“失”具有重要意义。     

从四次修宪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现行宪法的几次修改,主要是围绕着非公有制经济问题展开的,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非公有制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入。当前,我国宪法再次作出了修改,明确规定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方针,这势必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十九大”与“修宪”的理论思考

中国道路的成功,赢在制度,尤其要不断完善我国的宪法制度,宪法需要稳定,也需要与时俱进。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次修宪都与党代会的召开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党代会对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结与概括,指引着修宪的方向和内容。党的十九大召开,迎来对"八二宪法"的第五次修宪。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深刻变化和制度成就,对第五次修宪的具体内容的十二个方面进行预判和较为系统的学理探讨。     

修宪后税款征收之“征收”的去留

税款征收之征收概念与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征收的概念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必须对其进行协调,以避免造成混乱,影响宪法和税法的正确实施.一种解决方案是将税款征收作为整体概念,税款征收之征收就可以继续存在,但长久的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则是以征纳概念取代征收概念.     

宪法二元化属性之思考

宪法是公法 ,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另一方面 ,宪法又具有私法属性。宪法是公法与私法二者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即具有二元化属性     

毛泽东宪法思想研究

在毛泽东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宪法思想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的宪法思想,不仅在宪法理论上有突出贡献,而且在中国政治实践中发挥巨大作用.在举国上下庆祝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仅就毛泽东的宪法思想略加论述,以同庆.一、毛泽东论宪法的概念宪法概念问题是宪法学基本理论问题,是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任何宪法学家都不能回避而必须首先回答宪法概念问题,毛泽东关于宪法概念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很典型,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毛泽东关于宪法概念的论述,将宪法称为国家的“总章程”、国家的“根本大法”,从而使宪法与普通法律区别开来,赋予宪法以下法律特征:第(?)毛泽东说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根本大法”就意味着宪法是“(?)法”是国家法律     

对当前修宪设想的若干建议

现行宪法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加快小康社会建设的进程,宪法建设必须与时俱进。为此,需要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行政,司法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的法律地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公民受各层次教育权,自由迁徙权,为消除城乡差别建立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等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写入宪法。     

五四宪法：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起点

尽管在旧中国就引进了宪法,但旧中国不仅有宪法无宪政,甚至连宪法都是假的;五四宪法尽管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但它所规定的国家制度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基础;它是八二宪法的蓝本,是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基础.     

论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的地位

人民法院在宪法的适用中应该有一定的地位和职权。尽管“宪法司法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并不意味着宪法适用就完全与司法机关无关，人民法院适用宪法也并不等于“宪法司法化”。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作为有最高效力的法，必然要被适用。中国的现行制度并没有完全否定人民法院的宪法适用职权，再加上社会实际的需要，我们必须找到一条道路来解决具体的问题。人民法院在宪法适用中要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宪法诉讼应该有一定的空间。     

关于宪法委员会的具体构想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更应予以充分实施。宪法的实施需要某种力量和一定制度来进行监督、保障。如果宪法制定后不予实施，则宪法将成为空文；如果在实施中无切实的监督保障，则其实施可能会很不充分或者得不到正确的实施。因此，有了宪法还必须监督其实施，并建立有效的制度予以保障，这种制度称为违宪审查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监督的基本体制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担负宪法监督的职责。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它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最高的权威性，由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权地位，它可以采取它认…     

论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人民检察院参与违宪监督刍议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是法治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所在。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最高法律地位。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实际生活中“违宪”问题时有发生。特别是那些明显违反宪法的问题得不到纠正，不仅严重地影响了宪法的贯彻实施，而且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要充分发挥宪法作用，必须首先完善宪法的运行机制。建立专任的违宪监督机关。对违宪现象予以监督。同时在机构设置、违宪审查方式、违宪审查范围及违宪审查程序方面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以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监督体系。     

论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因及其重大意义

在宪法学研究领域，宪法的规范性和社会现实性之间的矛盾是宪法学家们困惑的诸多问题之一。如何协调这一矛盾，宪法修改无疑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因及其重大意义的探讨会使我们进一步加深对宪法修改的理解，从而更好地运用这一方式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立法是提升扶贫工作的有效途径

张义清在《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6期撰文认为，国策入宪昭示着现代国家将政治问题宪法化的一种基本趋向，但也面临着源自宪法规范自身的一些技术性难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基本国策内容涉及到国家政权、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等多个方面，表现为不同性质的宪法条款，各自具有不同的宪法效力。     

论“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兼谈“依法治国”宪法规范的界定

依法治国是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对于依法治国而言，宪法效力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进行适当调节的最高法律效力。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依法治国就是要维护宪法的法律效力，各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需要依照宪法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需要做到的就是对于宪法制定过程进行有效的宪法规范，这样才能够促进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才能够有效地维护宪法的尊严和进行依法治国的宪法效力。     

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修宪建议

修宪建议是宪法修改程序的准备阶段,相对于宪法修改程序这样具有非常严格规范要求的研究对象来讲,它又具有非正式性,这种非正式性与制度的灵活性非常适合。另外,非正式性对于吸引众多主体参与并展开更加充分的讨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制度主义的三种分析路径对于探究修宪建议制度化都具有重要的启示。综合三种分析视角,基于修宪惯例、公民利益和社会文化等要素来思考修宪建议的制度化问题,进而确保在新制度创设的过程中兼顾历史的传承,确保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健康持续地进行。     

宪法与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最重要问题。党和政府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作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问题和矛盾,其中突出的有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宪法,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农村民主政治的实现,农民民主政治权利的保护,都离不开宪法的指导和保障。农村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农民民主权利的实现,是宪法的贯彻和落实,是宪政国家的体现。同时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也会丰富和完善宪法的内容。这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进行完政国家建设的路径。     

依宪行政——依法治国之本

国家行政权来源于宪法,其行使就必须以宪法为基础,这是依法治国的本源.有效合理的行驶行政要是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中之重.这就要求必须明确宪法的最高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宪法意识,理论实践相结合,保障宪法的有效实行.     

浅论我国违宪行为的成因及预防

本文从宪法的起源、特征、目的及权力与权利的归责原则四个方面入手 ,论证了宪法的价值在于通过限制权力以保障权利 ,得出了“只有权力主体才能成为违宪主体”的结论 ,并对违宪主体的概念作了界定。认为我国违宪行为的成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宪法的稳定性与国家行为的活跃性之间的矛盾 ;宪法本身不够完善 ;缺乏保障宪法实施的程序 ;宪法实施的监督力度不够。提出了预防和减少违宪行为的对策。     

浅论法治国家与党的领导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需要党的领导法治化。党的领导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原则。但是，如果不在宪法和法律中明确规定党在国家生活中的具体职权和具体程序，“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就会踏空，党的领导就不可能真正法治化。而党的领导如果不能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远大目标也就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