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治视域下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简

全面免除农业税后,“乡政村治”模式面临诸多困境,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成为适应农村发展的新治理模式。多元合作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既是解决“乡政村治”困境的现实选择,也是回应乡村社会内部自治力量成长、实现乡村善治的必然之举。这一模式的构建,需要诸多治理主体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对乡村治理环境的优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生成因素与纾解之策

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指向一种更加集中、更加隐蔽的村干部形式主义行为。乡村治理中的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变通性政策执行、推诿村庄日常治理事务、文件管理盛行"痕迹主义"这三类。研究乡村社会内部如何生产出形式主义发现,乡村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中的"人情面子"、村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村两委的角色矛盾、自利属性以及能力缺乏等因素共同导致形式主义之风盛行;而乡村治理实践中形式主义的纾解之策包括改造加强村级党建、培育与提高群众政治参与意识与能力、增强村干部自身素质和改造乡土文化等。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干部职业倦怠的表现、成因与纠治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其职业倦怠是一个关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部地区N省村集体经济薄弱且村干部职业倦怠较为严重的H县3个村的实地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倦怠集中表现为身心疲惫、态度消极和效率低下三个方面,全面行政化的压力与抵触、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失灵、个人能力与岗位要求的张力、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新时代村庄当家人的挑战等是村干部职业倦怠的影响因素。因此,需要从激励保障制度、教育培训体系和工作氛围等方面寻求破题路径。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构建

乡村治理是指基于政治治理的视角,对国家在"乡政村治"方面的机制研究,是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政府和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基于我国乡村治理机制的实际,研究新时期构建乡村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以此为基础进行分析,可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新时期乡村治理机制。     

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整合重构与乡村善治——基于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考察

运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对贵州两个彝族村寨的村干部、公共权威与精英、普通村民等不同类型人群进行深度访谈,观察、分析和总结两个村寨的乡村治理实践理路。研究发现,虽历经转型,但乡村本身所蕴含的内生治理资源仍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治理功能,在协调大小传统关系、重塑乡村权威规范、助力移风易俗、凝聚乡愁力量、强化情感认同、团结乡村民众、构建和培育乡村共同体意识、传承保护乡村文化、传递道德价值、维系乡村秩序、推动乡村振兴等方面具有突出作用,表现出与时俱进自主调适的时代精神。新时代要构建完善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实施乡村善治和实现治理有效,不仅需要国家正式制度安排与法理资源的输入,还应借助乡村传统内生秩序力量,在国家制度的引导下,高度重视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的发掘、传承、保护、整合重构和充分盘活。     

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

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以村庄集体产权为基础所形成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构筑了封闭的乡村社会结构,广大农民被内在地束缚在乡村大地上难以自由流出,离土无法真正离乡。同时,基于制度的限制,外来人员也无法真正流入并融入乡村社会。在现代化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质性变革,但是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制度却成为乡村社会转型发展的重要阻滞。由此,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矛盾与冲突,造成了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走出社区治理的困境,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需要从集体产权制度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基层社会制度入手进行改革,破除封闭、排外的乡村社会结构。     

农村基层干部代际更替视域下的乡村统战研究——基于毕节市Z村的调查研究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农村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社会利益关系、社会结构的持续变动。这使得农村统战工作在内容、工作方式以及统战对象范围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同时,农民主体性的提升、乡村自主空间的拓展,农民需求的多样化,以及村干部的代际更替也增加了乡村统战工作的难度。笔者运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采用问卷法、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揭示不同代际村干部的差异性,以及这些差异性造成的村干部行为空间、行为方式的差异,并提出实现统战工作目标的新路径。     

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转型中的乡村治理

进入后税费时代,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结构、关系和过程都发生了深刻变革。乡村社会传统被逐步打破,治理结构的变化与治理体系功能的调整,让处在转型中的乡村社会正在经历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变奏。以权力和利益为核心的乡村社会变革,不仅改变着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也在客观上对国家的治理策略和思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在充分考虑其内部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进而确保乡村社会内部需要与国家治理整合有效对接。乡村社会转型治理,只有将乡村社会利益诉求与国家权力整合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乡村社会和谐、稳定、有序发展。     

基层民主制度输入与村庄公共性的重构——基于东北B村的经验分析

村庄公共性是村庄善治的根基,在村庄社会内生公共性不断式微和消解的现实困境下,重构村庄公共性成为当前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议题。在东北农村"四议一审两公开"的制度实践中,村庄公共性实现了从缺失到重构的转变,这表明基层民主制度输入能够对村庄公共性重构的复杂过程发挥关键的机制作用;通过制度实现权力开放、利益关联和动员村民以及资源激活,生产出了一种"制度公共性"。基层民主制度的输入和运行在村庄治理中表现出一系列正向效应。基于基层治理规范化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的目标,国家需要向基层输入有效的民主制度,以激活村民自治,为变迁下的乡村社会注入新的活力。     

多元治理：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而紧迫的课题。现有乡村治理的结构困境与矛盾,导致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效率逐渐丧失,客观上要求建立政府与社会共管共治的多元治理范式。多元治理,一方面要革新基层政府运作,重塑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更要激活乡村民间力量,重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着力探讨乡村民间组织治理参与机制。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多维视角分析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实现"十四五"时期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推进乡村治理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新思维、新模式。当前,作为国家基层治理重要场域的乡村治理空间呈现出高度空心化、碎片化、异质化,面临着相对复杂的治理任务。如何以新生的治理要素重塑乡村治理秩序,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智慧。因此,以乡村治理中的新乡贤为研究视角,分析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善治根源、角色定位、发挥效用的内在机理和治理路径,对于优化当下乡村治理资源、培育乡风文明、化解乡村矛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翻译者”模式与村治实践

村干部的村治实践并不完全符合所期望的"当家人-代理人"模式.部分村干部以乡村权力结构中特殊的地位为基础,以掌握乡村话语权为依托,穿梭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躲避各种矛盾,推脱应有职责,谋求自身利益,成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翻译者".虽然"翻译者"模式的出现有其客观理由,但其危害很大,将影响转型期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引发村干部信任危机,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更加困难.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消除"翻译者",培养"当家人-代理人",需要保障村干部合理的利益要求、培育农村新的话语主体、改革压力型体制和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     

新时代“警察下乡”探析——基于乡村治理的三元互动结构视域

在新时代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着监督不力、程序不全等漏洞,某些地方村霸、恶霸以及宗族恶势力操纵基层政权,破坏了农村治理生态,阻碍了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基于此,可依照中国国情,构建"政党—行政—村民"的三元互动结构,整合新时代"警察下乡"的制度逻辑,将"警察下乡"纳入新时代农村治理格局。     

合约管理约管理:乡村治理新模式——以“华寨模式”为例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社会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民族地区农村也处在转型期,社会风险不容小视。乡村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的基础,贵州省锦屏县华寨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利用契约的伦理性,制定了《村民自治合约》,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推动了全村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的实践、意义与局限——以浙江省安吉县为对象

浙江省安吉县于2018年9月发布了全国首个乡村治理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在立足可操作性基础上,这一《乡村治理工作规范》量化了乡村治理"谁来治理、怎么治理、治理什么、治理效果如何检验"四个方面的工作。《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将乡村治理工作分解为"支部带村""发展强村""民主管村""依法治村""道德润村""生态美村""平安护村""清廉正村"等八方面。《乡村治理工作规范》总结了乡村治理的经验,细化了国家和省市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助于推广乡村治理的成功实践,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精确化水平。《乡村治理工作规范》可能存在忽视乡村具体的社会情境和独有特质、忽略乡村本土的特色治理等局限,需要进一步通过总结具体实践效果予以完善。     

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 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农村家庭是中国农村社会最基础的构成单位,其在中国乡村治理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回溯我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可以看到只有当家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生产力才得到极大释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空心化"严重,乡村治理的基础被动摇乡村治理的效果无法保证。为了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工作,必须通过推进乡村自治、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农村社区建设为契机,加强乡村公共性的建设等措施,重塑农村家户间联接机制,筑牢乡村治理基础。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治理环境的变迁及其调适与创新

新媒体时代新媒介应用形式的演化催生出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使媒介受众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发生变化，推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各领域产生出一系列变化，从而对政府的治理环境产生深刻影响。为解决当前社会管理中涌现出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必须深入研究社会治理环境变迁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征，探究新媒体环境下政府治理的适应性路径，创新和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公共治理视阈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广大乡村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发展的主要制约在于治理不善。要实现农村和谐发展,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就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其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我们通过厘析当前“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可能性后,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多中心治理”。循此思路,我们积极寻求乡村多元化治理的载体依托并就多元主体间存在的行为偏差提出若干建议,希图能依此路径,达致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