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传统。与此相适应,中国古代法文化从内涵至源流都打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烙印,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法文化传统。作为这种法文化传统之内在精神,亦即其灵魂,是儒家思想之精髓的"中道"理念。本文拟从"中"的文化与法文化内涵入手,考察作为价值目标与指导思想的"中"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从而对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之价值目标的"中"作一大致的展示。     

《唐律疏说》与中国古代法文化

《唐律疏说》与中国古代法文化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高绍先法律制度史、法律思想史、法律文化史是研究法律史学的二大学科：，三史互有交叉，言制度必然涉及思想，论思想又不能离开文化，但三史又各有其研究领域，不宜混同。相对而言，前二史界限较明，著述亦丰，而法律文化史...     

论中国古代法和罗马法中的夫权

论中国古代法和罗马法中的夫权曾尔恕，张志京从公元前８世纪到公元６世纪中叶，罗马经历了从一个弹丸城邦国家发展到横跨欧、亚、非洲的奴隶制帝国及至灭亡的重大历史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则历经了两个文明的鼎盛时期，奴隶制的西周至封建的大唐帝国。伴随着罗马疆界的扩...     

我国古代法中的五刑

五刑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基本内容。从奴隶制的五刑到封建制的五刑,虽然变化很大,但是,它们之间发展沿革十分清楚,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因此,了解五刑的发展变化,是学习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应予重视。在我国古代,刑罚一开始是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刑起于兵,兵刑不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战争就从血族复仇的手段,变成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存在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中国古代民商法是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封建保守法律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与次要的地位,民商法典始终没有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并且,民法与商法规范也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中国古代民商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法上的和离

和离指夫妻双方因情意不协而自愿离婚的制度,它与七出、义绝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法上的离婚制度。和离之制渊源于《周礼》,自唐代始进入法典,形成正式制度,后代基本相沿不变。该制强调婚姻的两相情愿,不受外力强制的特性。它广泛应用于一般民众,但对宗室成员和官员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考察现有案例可见,和离之法对保护女方平等的离婚意愿及女方的财产都有一定价值,但司法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女方离婚诉求的抑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维护家族利益的特点。     

贱讼:中国古代法观念中的一个有趣逻辑

<正> 清人崔述说:“自有生民以来莫不有讼也。讼也者,事势所必趋也,人情之所断不能免也。传曰饮食必有讼;”“两争者,必至之势也,圣人者其然,故不责人之争,而但论其曲直” 这是古代中国人对诉讼现象极为难得的冷静的客观的认识或评价之一例。     

古文字与古代法文化研究综述——律

探讨"律"字的起源和应用对法史学的研究意义重大。百年来人们从法律史和法文化的角度对"律"字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既有的研究多为零星的、初步的探讨,而且基本是袭用古人训诂考据之旧说,真正系统深入的研究在最近十多年内才得以出现,其中尤以祝总斌先生和武树臣教授的研究成果最称丰硕。对学界关于"律"字的古义及最初运用的研究做一简要的述评,并附带回顾学界围绕商鞅"改法为律"问题的争论。     

中国古代法研究的西方化与中国化

法学的中国化既不同于法学的近代化,也不同于法学的本土化,它是西方法学和中国法学的双向互动融合过程,强调中国法学对西方法学的审视,对本国国史民情的客观评价,促使中国法学的内生发展,形成具有本国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法学中国化本身就是对经历了100多年的法学建设的反思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中国法学的真正品格.本组笔谈比较深入地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基础法学和应用法学诸领域的中国化过程,并谨慎地认为,法学中国化的进程依然任重道远.     

论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古代韩国王朝法令和相应中国古代法,以此比较为基础阐述中国古代法对韩国法制史之影响。文中主要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对“八条法禁”及其相关条款、夫余的刑制以及“一责十二法”的影响;三国时代高句丽、百济、新罗受中国律令的影响程度及其状况;朝鲜高丽时代的律令受中国古代唐律和宋律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大明律对朝鲜时代创制的最初成文法典——经国大典的影响。     

拾零与随感:关于中国古代法思想

<正> 中国古代法思想虽不如西方来得单纯、系统,但也同样浩如烟海,其驳杂、丰富、奇特委实令人折服。近年来,笔者因教学之故而初涉此间,虽只是略窥门径,却也有几许心得。今不揣冒昧,献诸方家,恳请批评指正。     

《盟吐蕃碑》——中国古代法中的和谐观分析

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来就是多元的而非单元的,而多元社会的自然发展过程有和平的,也有暴力的交往.但究其历史,经常的交往一般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暴力交往尤其不可能成为经常交往的方式.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更是如此.《盟吐蕃碑》这篇九世纪的原始文献向世人显现了中国唐代时期的一份国际和平条约.它揭示了作为一个大国的唐帝国如何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创建外交上的和谐周边的典范,而究论这种与周边国家甚至与古代东西两极国家相处的和谐共处原则,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特色.     

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家长权之比较研究

在古代,中国和罗马曾是家长权最为典型的两个国家。在早期,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上家长权的内容颇为相似,家属及整个家庭财产均处于家长权的支配之下,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广泛权力。这种相似反映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某种规律性。然而,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中家长权有着不同的演进道路:前者始终强大,演进近乎停滞;后者有着明显的不断减缩的演进轨迹。在后期,二者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早期中国古代法与罗马法呈现出的差异是二者走上不同演进道路的直接原因;其深层次的原因则根源于二者在国家起源、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     

梅因及其《古代法》

梅因作为19世纪英国著名法学家,其代表作<古代法>通过对各种古代法之间和古代法与当代法之间的比较,对古代法的发展历程以及社会及法律进化的规律进行了描述,体现了英国传统法学家注重历史与发展,强调法的传统和渐进价值的核心理念.     

现代法与古代法浅议

法学界有种争论,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没有法.有人认为中固传统社会有法.两相争议,不可开交.其实这种争议意义不大,一是因为我们对于法的理解不同,二是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肤浅无知.     

中国古代司法中的智慧探析

中国古代司法中有着很多的智慧,这些司法智慧不仅彰显出了中国古代司法的闪光点,弥补了当时司法技术的不足,促进了司法公平与正义,对当时的司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意义,而且对后世司法也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本文从司法制度设计、司法价值理念、司法实践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司法智慧展开探讨与解析,以求了解古代司法智慧的面貌。     

“仵作”与古代法医

自文明肇始以来，人类创造的知识宝库便时时处于永不停息的自主变动与创造出新之中，恰似细流涓涓汇成的江河，流经漫漫历史时空，浸润现代并奔涌向未来。在中华民族法制进程中，古代法医学，就是汇入宝库中的一个分支。     

中国智慧

“智慧与知识不同。知识属于社会，智慧属于个人；知识可以授受，智慧只能启迪。”这是易中天先生书中的一句话。没错，知识是普存的，但能否变成智慧，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可以学习知识，但并一定会转化为个人智慧，只有经过思索，提炼升华，真正与个人的思想融合的知识，它才会成为智慧。这是一个学习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转折点，是“领悟”。如何领悟，可能我们需要他人的点拨，或者说是启迪。     

“仵作”与古代法医

“仵作”神秘的前身在古代文明的进程中,华夏民族非常重视社会的内部稳定。为严惩破坏稳定的犯罪现象,早在部落联盟舜帝时期,就专设了一种“士”官来负责司法检验与审判,皋陶就是被舜帝选中的首任“士”官,他因此被后世尊为华夏首任大法官。对那些被怀疑有罪的人“,士”官皋陶常常牵过一头浑身披着青色长毛的独角兽,亲自检验取证。传说这种独角兽具有某种神力,能查明案情和判断被告有罪与否。那头半熊半羊的独角兽学名叫“廌”,又称“獬豸”,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说“: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