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中的逮捕适用

在企业犯罪案件中,一旦对企业负责人采取逮捕措施,企业及其股东、债权人、员工等相关利益方都可能遭受损失,因此,在企业合规改革背景下,理应对企业负责人的逮捕措施做出相应改进。作为逮捕措施的决定者和审查批准主体,检察机关颁行一系列保护民营经济的规范性文件,为完善逮捕措施的适用奠定了基础。从逮捕措施在企业合规试点实践中的适用情况看,适用率畸高、社会危险性条件不易把握、合规考察期限相对较长等问题较为突出。为满足企业合规改革需要,应改革业绩考评机制,设置特别程序,赋予第三方组织建议权以及健全逮捕措施救济途径来完善企业负责人逮捕制度。     

论企业合规的性质

企业合规是企业为实现依法依规经营、防控合规风险所建立的一种治理机制。企业合规只有在法律确立了行政监管激励机制和刑法激励机制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在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中,一些国际组织也将企业合规作为对违规企业解除制裁的前提条件。从历史上来看,企业合规是为保护企业利益而设置的风险防控机制,它所要防控的不是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风险,而是因可能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追究而承担的合规风险。企业合规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企业所要承担的道德义务,而变成了一个涉及多个法律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     

刑事合规在企业知产犯罪治理中的价值分析与模式构建

我国企业知产犯罪治理中主要存在两大困境：一是对主体的责任划分不明,二是对企业的正向激励不足。在治理企业知产犯罪时引入刑事合规,不仅有利于保护知产权利企业利益和市场竞争秩序这一法益,而且有利于防范企业刑事风险、预防犯罪,并在经济学的视角下激励企业。在刑事合规的模式构建中,要坚持比例原则为总指导,以适当性原则限制刑事合规的适用范围,以必要性原则完善刑事合规的衔接机制。在否定替代责任的基础上,坚持企业与责任人员分离的切割模式,并以合规时点为界,具体判断事前、事后刑事知产合规计划对企业的不同激励效能。     

企业刑事合规的风险防控和建构路径——由中兴受裁事件所得启示

企业刑事合规是企业防控刑事法律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犯罪风险防控能力,还对整个企业起着综合性的积极效应。伴随全球化进入瓶颈期,我国企业不仅需要应对国内刑事合规风险,更要面临着愈加严峻的海外犯罪的刑事合规风险。我国企业的刑事合规路径应当从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两方面进行建构,立法方面,扩大单位犯罪范围,赋予企业合规义务;司法方面,完善单位犯罪出罪量刑机能,准确进行定罪量刑;企业内部,摒弃理念化的刑事合规,完善犯罪内控机制。法律手段和内部治理双管齐下,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我国侦查阶段推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实践性研究

刑事和解是刑罚改革发展的必然方向，体现了平等保护的理念，是有效配置警力资源和解决现有刑罚体系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实践和审判实践呼唤刑事和解制度的引入。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必须规范侦查阶段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的操作程序，必须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必须构建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以完成历史赋予公安机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使命。     

刑事合规体系下企业内部调查:探索、反思与未来图景

企业合规如何真正成为司法机关免除企业刑事责任的依据,是一项亟需关注的重要命题.企业内部调查通过证明刑事合规计划的完整程度,并且配合国家的调查、侦查以及追诉活动,从而实现合规出罪的最后一公里.同时,企业内部调查的实践效果尚待有效发挥,并需要警惕可能发生的异化表现.企业内部调查可以按照协商模式的向度进行发展,并且存在正当价值基础.协商模式主导下的内部调查活动,可以缓和冲突,形成良性互动,并可藉由民主程序实现制度进路.     

论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协商制度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对话、合作与互惠,薪非对抗的一种司法制度。刑事协商制度是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制度的一种创新,作为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州事政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应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阶段。可着重从警务衡量制度与警察行为选择方面看刑事协商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具体操作程序．     

刑事和解在侦查阶段的适用

刑事和解作为恢复性司法理念下的一种新生的纠纷处理方式,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鉴于侦查阶段的重要性以及人们对于警察权力的担忧,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问题一直备受争议。从各地公安机关对于刑事和解的成功探索可以看出,从立法的层面上规定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制度不但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而且与当下提高侦查效率、保障人权的诉讼目标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完全契合的。     

论侦查机关的辨认程序

文章从法律规范和侦查实际工作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侦查辨认程序中一些值得注意、而在实践中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对侦查辨认所取得证据材料的法律属性提出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如何建立企业的合规文化

随着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面对越来越多的危机和风险,对企业的规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合规的企业文化和规范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公司稳健发展的动力和保障。建立企业的合规文化不仅要树立全员合规理念,而且高层人员要率先垂范、制度建设要科学实用、激励约束要严格有效、教育培训要持续强化、监督检查要全面深入。     

数据安全治理的刑事合规建设方案北大核心

数据安全治理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话题,其目的在于让数据安全在流动中实现。数据安全治理面临法学难题,特别是在刑法领域,由于数据安全犯罪的异变,单靠刑法规范可能力不从心。将刑事合规引入数据安全治理,一方面具有可行前提和规范指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相应的刑法困境。刑事合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应遵循共治性与平衡性原则,在具体方案的构建中,应当选择“行政义务+刑法激励”的合规模式;在“分阶段”的动态框架下设计具体措施,以实现数据有效保护与合法利用两个维度的治理目的。     

合规在中国的引入与理论调适——企业合规研究述评

企业合规作为一项重大法学前沿交叉课题,得到我国刑事法、公司法、行政法等多个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合规在中国的引入和理论调适为主题,我国学者主要从企业合规的性质与功能、公司合规治理的理念与结构、企业合规与行政监管模式、企业合规与单位刑事责任、企业合规引入公诉的方式等五大板块展开学术研究和争鸣,业已产生一批重要理论成果。在未来,企业合规研究需要一次法学方法论上的转型,以比较法研究为主线的介述性研究和以提出制度改革建议为目标的对策法学研究可告一段落,从本土合规改革经验中提炼中国化的原创性合规理论,将成为企业合规研究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律师介入侦查阶段的困境与出路

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扩大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活动范围，提前了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这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诉讼民主化方面迈出了积极的一步。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中的介入因受种种限制虽有其名却难有其实。要避免侦查中律师作用的弱化和萎缩，使之与强大的控诉职能形成相抗衡的状态，应借鉴法治国家的经验，保证侦查过程中的律师活动具有完事的辩护形态，并使律师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行使。     

刑事合规评价构建的现实必要与制度衔接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的企业犯罪数量呈增长状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犯罪形势更加严峻。鉴于当前民营经济本身具有的重要性与脆弱性双重属性、在刑事合规领域适用检察不起诉权的有利契机以及刑法对于企业经营行为介入的强制性与有效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企业刑事合规评价的落实,帮助构建我国刑事合规制度。基于检察实践的经验,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充分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协商性与其强制措施的轻缓性、发挥检察建议的社会治理功能来促进刑事合规制度与相关落成制度的衔接,并推进刑事合规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引导侦查是改革我国检警关系的重要途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关于检警关系改革的探索

根据现行法律 ,我国检警关系的立法定位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流水线型”构造。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及证据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关键作用的凸现 ,公安机关收集、固定证据的效率和质量制约了检察机关控罪职能的行使。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进而改造现行的检警关系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改革和探索 ,提出了在现阶段“起诉引导侦查”的改革思路 ,并召开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论证。以下登载的文章 ,从不同的角度对“起诉引导侦查”的改革予以探讨。借此 ,本刊希望能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争鸣和进一步探讨     

财产性强制侦查措施的检察监督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强制措施大致可以分为人身性和财产性两类,长期以来理论和实践,忽视了对诸如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侦查措施的监督。刑事搜查、扣押等活动直接关系着公民的私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住宅安宁权以及隐私权等,监督的缺失使得侦查中侵犯当事人财产权利的现象较为突出,检察机关应当探索强化对财产性侦查措施监督的路径、程序和方式。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

评判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构建是否合理的标准应该为能否实现侦查程序本身的运作目的,因此本文将侦查程序的目的划分为三个层次并以此来设定侦查程序中理想的检警关系所应该具备的功能,通过参照此种目标制度的功能设定,本文指出了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所导致的侦查程序功能瑕疵并据此提出了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具体方案。     

侦查协作的碎片化分析及其整体性治理模式

侦查协作是应对当前刑事犯罪特点和发展趋势所采取的一项有效的组织措施,但是我国目前的侦查协作情况却不容乐观。引入新公共管理中的碎片化概念,从六大维度分析我国侦查协作的现状,进而从整体性治理这一社会治理模式的视角出发,提出侦查协作的完善思路与方法。侦查协作的整体性治理对策包括加强侦查协作的整体性认识、侦查协作的整合、侦查协作主体之间的协作治理,侦查协作信息系统的建立、利用,建立和完善侦查协作的评估、监督和反馈机制。     

中国检警关系的侦查监督与引导侦查之维探讨

侦查监督是中国检警关系的主要方式,但存在运行时间滞后、方式僵化和效力不足等问题,原因是检警关系疏离和检察机关难以深入介入侦查。目前,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主要通过审阅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进行监督。国外的检警关系有检警一体型和检警协作型两种,但都离不开检察引导侦查,形成比较合理的检警关系。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国把检警关系从侦查监督调整为引导侦查,有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并且可以妥善解决侦查监督面临的问题,因而应该在法律中规定检察引导侦查,明确其启动、范围、时间、关注重点、效力等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