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完善——兼论对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制度完善启示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是公司现代化管理必然要求,我国公司法规定了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基本框架,但还存在一些缺陷,影响到职工民主管理权利的行使。我国应从强化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完善公司职工董事、监事制度及加强职工对董事和职工监事的特殊保护等完善职工参与治理法律制度。我国职工参与公司治理法律制度对于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国高校教师参与治理制度可借鉴职工参与公司监事、董事制度,在高校党委会、校务会等决策、执行机制中,设立非领导职务教师代表参与管理机制,以强化教师参与学校治理权利保障与强化学校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治理。     

农村资金互助社实践中的法律风险分析

农村资金互助社作为微型金融组织面临潜在的法律风险,诸如机构设立,主体管理、内部治理及监管等。因其缺乏法律法规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导致一些金融活动无章可循,市场秩序混乱。因而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完善组织治理结构、规范组织运营,建立担保与信用制度,加强组织监管与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防范各种金融法律风险是理性的选择。     

对独立董事的法学和经济学分析——兼评新公司法123条之规定

文章通过考察我国公司的法律传统和治理现状,比较了我国与英美国家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法律环境,运用法律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我国在目前不宜引进独立董事制度,即使考虑其法律地位而在《公司法》有所规定,也不应该是强制性规定.所以,新《公司法》第123条的规定值得商榷.     

从一起案件看新加坡受贿罪的规定与实施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新加坡素有“廉政之邦”的美誉,其治理腐败的刑罚不重,但效果很好.新加坡法律对于受贿罪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行为等从构成条件到认定程序,从调查程序到实体处理,从刑事处罚到行政处分都作了全面、详细的规定.针对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不同形式的贿赂,可借鉴新加坡关于受贿罪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实施的经验,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规定.     

股东平等原则与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护的辩证思考

我国的《公司法》及《证券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应该相互配合 ,控制大股东的权利 ,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对中小股东滥用股权做出预防性规定 ,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定内容。     

试论《反恐法》背景下我国去极端化的法治手段

极端主义是恐怖主义的基础。在《反恐法》颁布实施的背景下,运用法治手段治理极端主义是我国的必然选择。去极端化法治手段要遵循严格依法、保护合法、保护人权原则。去极端化法治手段的适用对象包括宣扬极端主义的行为、利用极端主义破坏国家法律实施的行为、非法持有极端主义资料的行为。我国法律对于极端主义的规定主要有对极端主义的法律定义、对极端主义违法行为的法律规定、对极端主义犯罪行为的法律规定。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制度将渐趋完善。     

论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的不足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商业贿赂遍及我国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其根治刻不容缓。然而,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责任机制存在明显缺陷。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与《公约》相比仍存在一些差距,不符合国际通行规定,也在一定程度制约了治理商业贿赂工作的开展。参照《公约》的相关规定,尽快完善反商业贿赂法律责任体系,不仅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需要,而且是构建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积极举措。     

论新《公司法》股东代表诉讼法律适用及完善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我国经过了逐步的探索,终于在新<公司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得到正式确立,其规定了原告股东资格、被告、适用的纠纷形态、诉讼前置程序等方面,但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适用问题,诸如公司的法律地位、诉讼费用补偿制度、原告股东的处分权等方面没有作出规定,还有一些规定不是很完善,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法律体系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权

行政检察监督的概念来自于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行政检察监督权只有零散存在一些个别性规定,并无直接而明确的一般性规定;但是从法律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6条等法律法规,我国法律体系之中的确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行政检察监督权。     

我国民间借贷法律风险问题研究

一、我国民间借贷法律风险分析。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定过于分散。而且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指导思想、"政出多门"、立法技术欠缺等原因,立法协调性较差,一些法律规范内容相互冲突。对民间借贷的     

贿赂犯罪的新特点及其治理对策

贿赂犯罪逐渐成为职务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贿赂犯罪呈现出一些新情况、新特点。贿赂犯罪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实体法、程序性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目前刑事政策过于空泛．不能切实有效地指导实践。治理我国当前贿赂犯罪，就是要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的法律制度，对贿赂犯罪实行“零容忍”的刑事政策，尽快完善司法独立，健全完善反贪法律体系。     

完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立法之我见

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保护股东合法权益是现代公司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公司立法对股东会的法律地位及其职能等作出了规定 ,但在实践中仍然暴露了法律适用中的若干不足。面对大股东操纵股东大会通过有利于自己而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决议 ,中小股东常因现行公司立法相关规定之空白而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为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浅议沉默权

随着刑事诉讼民主化潮流发展的趋势,沉默权在世界很多国家已经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并且还在不断的完善.而目前我国对沉默权问题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如何更快的与国际接轨,协调我国法律与国际法律体系在沉默权问题上的矛盾立场,是我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研究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而又不能回避的课题.本文仅对当前沉默权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以及我国确立沉默权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一些浅显的探讨,以期沉默权制度能在我国早日确立.     

论《物权法》中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

法定非依法律行为可以引起物权消极变动的效力,但出于交易安全考虑,事后进行备案宣示登记是必要的,整体结构安排要和积极变动的登记程序相协调。我国物权实施过程中应明确规定对因非依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应该进行登记,考虑对类似强制执行、遗赠扶养协议的受遗赠等特殊情况,在立法上作出一些例外规定。同时,对基于非法律行为引起的物权变动程序应作出一些具体的规定。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及法律建议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负债规模越来越大,并呈现出逐年上升和形式多样化的特点,地方政府的高额负债和偿还能力的普遍不足加大了地方政府自身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防范与治理地方政务债务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地方政府债务的法律治理.通过落实宪法与行政法现有规定并完善税收法律和建立房产税等相关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公司法和证券法修改需衔接的几个问题探讨

公司法和证券法是密切相关的两部法律。公司法和证券法的修改需要相互衔接。具体来说应当在三个方面注意衔接。首先,在股份公司的设立方式问题上,公司法应对股份公司的设立方式做出规定,而证券法应对不同设立方式下的设立条件做出规定,特别要对募集设立股份公司的条件做出规定。其次,在公司的增资、减资问题上,公司法应明确规定公司增减资的方式,即增资分为实质增资和非实质增资,实质增资的方式应明确规定为IPO、配股、增发;非实质增资应规定具体方式。减资的方式应明确规定为股东减少、回购股份、股份缩水,并规定相应的程序。而证券法应当规定增减资的实质条件。再次,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公司治理是公司法律规范的核心,公司法应吸收《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强化公司治理,而证券法律不应再超越公司法对公司治理作出规定。     

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商业贿赂腐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从根本上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进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严重影响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和评价;严重抵消我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中央决定2006年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并且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文章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行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如何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分析、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做法、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文章特别就《刑法修正案(六)》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修订扩大后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健全,刑法的相关规定滞后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法律的制裁处罚手段单一、力度有限、我国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短时间这种法律冲突的状况将难以克服、侦查或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的执法困难和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还认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既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义务,也是相关国家应当认真履行的国际义务,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做法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商业贿赂腐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从根本上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进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严重影响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和评价;严重抵消我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中央决定2006年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并且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文章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行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如何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分析、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做法、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文章特别就《刑法修正案(六)》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修订扩大后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健全,刑法的相关规定滞后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法律的制裁处罚手段单一、力度有限、我国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短时间这种法律冲突的状况将难以克服、侦查或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的执法困难和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还认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既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义务,也是相关国家应当认真履行的国际义务,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从朗讯、德普案看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商业贿赂腐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从根本上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进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严重影响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和评价;严重抵消我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中央决定2006年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并且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文章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行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如何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分析、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做法、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文章特别就《刑法修正案(六)》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修订扩大后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健全,刑法的相关规定滞后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法律的制裁处罚手段单一、力度有限、我国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短时间这种法律冲突的状况将难以克服、侦查或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的执法困难和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还认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既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义务,也是相关国家应当认真履行的国际义务,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和长效机制

商业贿赂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蔓延开来的一种负面经济现象,是一种典型的腐败行为。商业贿赂腐败的危害是严重的,它从根本上扭曲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进而阻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严重影响中国反腐败的国际形象和评价;严重抵消我国政府的反腐败努力。中央决定2006年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点是开展专项治理商业贿赂活动,并且确定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为重点治理的对象。文章围绕我国为什么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法律上应当如何界定与理解商业贿赂行为、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重点、如何建立治理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当前治理商业贿赂存在的现实与法律问题分析、如何借鉴国际社会治理商业贿赂的经验和做法、如何加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的国际司法合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全面阐述。文章特别就《刑法修正案(六)》商业贿赂犯罪主体修订扩大后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不统一、不健全,刑法的相关规定滞后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法律的制裁处罚手段单一、力度有限、我国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短时间这种法律冲突的状况将难以克服、侦查或查处商业贿赂案件中的执法困难和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进行了客观、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还认为查处跨国商业贿赂,既是相关国家的国内法义务,也是相关国家应当认真履行的国际义务,在开展国际合作中应当加强相互沟通、信息交流,及时提供与移交犯罪线索和证据,合作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