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析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读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虽直接源自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却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色。“生产条件的再生产”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功能表达,是贯穿全文的主题。《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发现并论证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且把意识形态的功能从上层建筑领域延伸到经济基础,从而揭示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更深刻的存在意义。在阿尔都塞看来,这不是否定或者背离,而是继承、修正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     

论干部塑造对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制意义

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     

围困主体与主体突围--浅谈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艺观

阿尔都塞的文艺观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自然结论:先于个体存在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渗透的方式内化成个体思想和行为,这一过程可归结为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围困;与意识形态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文艺,以艺术变形的手法对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欺骗性进行质疑和揭露,从而将主体从意识形态的支配中解放出来,这一阶段可概括为艺术主体对意识形态的突围.具有变易和活化功能的主体性是联结意识形态和文艺的中介和轴心,构成从意识形态角度研究文艺和以文艺理想批判意识形态的理论生发机制.     

试论主导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区别

按照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实践中地位的不同,可将意识形态分为主导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意识形态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因而无法当然地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当统治阶级发现自己主导的意识形态不能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时,就必须从科学性、价值性、可行性和艺术性四个维度进行深刻反思,以制定正确的意识形态政策,保证主导意识形态真正的主导地位。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概念是法国托拉西提出的，德国古典哲学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这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直接的启发性。马克思不仅对意识形态作了结构上的定位，而且作了功能上的阐释。从社会功能上看，意识形态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具有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功能，人们可以借以“意识到”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服务于一定经济基础的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认识社会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目的，是为了“力求”“克服”它，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不仅具有认识的功能，还具有实践的功能，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但马克思忽视了“文化大于意识形态”的现象，恩格斯所说的“文化”显然是超越于意识形态的，凸显了非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存在。在当代社会，文化研究视野对意识形态分析的结构性补充意义更为必要。广告及整个文化工业都是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脱节的，尽管可以去分析和指认它们的意识形态本性，但不能认为它们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形态生产，人们一般只承认广告是文化而不承认是意识形态。这样，区分并承认意识形态与文化的差别，承认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自身的局限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意识形态教育与“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

意识形态教育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在意识形态教育中,要特别注意反对淡化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等错误倾向。文章从意识形态教育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终结论"进行思想溯源,依据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路来考察"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话语表达形式,论证"意识形态终结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     

简论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

在意识形态的研究领域，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是最具有穿透力的理论之一。他尽管从许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但由于其理论的初创性，就难免带有诸多缺陷。     

电影的意识形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

意识形态性是电影的重要属性。基于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斗争与权力关系,电影的意识形态实际指向维护统治阶级统治利益、实现多元群体价值合法化、提高主权国家国际话语权三个方面。当前中国电影场域主要面临主旋律电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微弱、特殊群体电影意识形态话语分化明显、国外电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力强的现实挑战。实现中国电影场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既是逻辑必然亦是现实需要。以加强中国电影价值整合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布力、以提升中国电影市场化和大众化水平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吸引力、以推进中国电影国际化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这三者是中国电影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构建的三个要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根据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研究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及其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丰富与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特征；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凝聚力量、鼓舞斗志、引领风尚，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鲜明的时代性、严谨的科学性、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大众性，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实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     

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斗争及当代启示

在全球化背景下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 :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 ,意识形态同政治、经济、军事的结盟 ,凸现出极强的意识形态性。文章结合对当前一些热点问题的透视 ,力图澄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是与非 ,揭示当代意识形态斗争新特点 ,提出高度重视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应有的几点认识     

论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建的基本原则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诸多挑战。用什么样的原则来指导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建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安全效果的问题。当代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应坚持主动性原则、认同性原则、包容性原则和整合性原则。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

哲学作为一门独立而古老的学科，作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必然具有学术性；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又必然具有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对旧意识形态进行了批判，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具有意识形态性，是学术性、现实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     

略论党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

政党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所谓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实质上是用党的意识形态影响、引导国家与社会的意识形态,构建政党执政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基础。在社会利益群体和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党对意识形态的引导方式亦需有相应的变革。     

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思考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变革,时代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旧长期而艰巨,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发挥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能动作用,我们需要做出多方面努力,搞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认识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履行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汇聚强大的正能量。     

以青少年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较量和斗争,核心是争夺青少年对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要全面了解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方法、途径和渠道,积极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采取措施,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增强对青少年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方法、途径和渠道的建设.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著作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至少有三种属性: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通过多重语境的概念释义,挖掘出马克思研究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即科学-意识形态的认识论框架、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结构论框架、阶级利益的功能论框架。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展开了进一步的扩充或批评。马克思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对我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仍具有指导意义。     

全面提升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简

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是指执政党对与所倡导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思想和观点的识别能力、引导能力、处置能力和监控能力等。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既取决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同时也反映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表现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自信、开放和坦然的态度,形成了“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引领社会思潮,凝结社会共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原则和说理教育、正面宣传、网上斗争、舆论引导等方法,表现出相对高超的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性管理能力和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正确处理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批判性、先进性与广泛性、政治性与学术性、思想内容与手段形式等关系,进一步提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     

全面提升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

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是指执政党对与所倡导的主导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思想和观点的识别能力、引导能力、处置能力和监控能力等。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既取决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性质,同时也反映执政党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行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表现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的自信、开放和坦然的态度,形成了"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引领社会思潮,凝结社会共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和主导权"的原则和说理教育、正面宣传、网上斗争、舆论引导等方法,表现出相对高超的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软"性管理能力和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也需要正确处理主导性与多样性、开放性与批判性、先进性与广泛性、政治性与学术性、思想内容与手段形式等关系,进一步提升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管理能力。     

苏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教训及其当代启示

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处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有着深刻的教训。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抓好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中华民族团结与融合,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