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过低 ,刑罚措施单一 ,罪与刑不相适应 ,有放纵甚至“鼓励”犯罪之嫌。宜加大主刑的适用力度 ,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以严密法网 ,严厉打击贪污犯罪。     

刑法中的身份犯散论

身份犯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述评 ,认为 :身份犯是指刑法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 ,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形。身份犯一般可分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两种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 ,身份犯亦可分为自然人身份犯和单位身份犯。鉴于贪污贿赂犯罪是最为严重的一类身份犯罪 ,建议 :(1)协调贪污、受贿罪与盗窃、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2 )纠正贪污、受贿罪死刑适用标准过高的做法 ;(3)同时犯贪污、受贿二罪的 ,实行“二罪一罚” ;(4)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至死刑。     

挪用公款不退还以贪污论处质疑

挪用公款不退还以贪污论处质疑唐伯荣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九八八年元月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中规定：“挪用公款数额较大不退还的，以贪污论处。”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不符合我国刑法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混淆了挪用公款罪与贪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缺陷及其修正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从198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设立至今已17年,但都是作为贪污、受贿罪的附带罪名,立法机关的本意是通过该罪名的设立,更加有效、严密的打击贪污受贿犯罪,使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打击更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科学性。但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这一条款在立法上的缺陷显现无遗,反而成了贪官们的“避风港”、“保护伞”。河南省郑州市城区原河道管理处书记李国臣案、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胡继美夫妇案都引发了司法界和舆论界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巨大争议。笔者对该罪名的立…     

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实践考察

变更起诉罪名之多、违法所得处理之乱以及缓刑适用率之高是私分国有资产罪在司法实践运行中所表现的三大特征。只有正确判断私分国有资产罪客观要件“私分”形式上的相对合法性、一定程度公开性以及私分国有资产者是否均为决策者和具体操作者。才能正确区分私分国有资产罪与共同贪污罪：只有将私分国有资产罪认定为自然人犯罪才能避免司法实践中违法所得处理的混乱、尴尬局面；相关司法解释的尽快出台才能有助于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规范量刑，从而保证缓刑的正确、有效适用。     

关于贪污罪的认定

贪污罪,是一种侵犯财产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5条第一款对贪污罪的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公共财物的……”,第三款规定了“受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犯第一款罪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第一个补充规定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     

完善侵占、挪用特定款物犯罪的立法思考

我国刑法将侵占特定款物的行为纳入贪污罪 ,挪用特定款物的行为按犯罪目的不同划分为挪用公款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两种罪行而区别适用刑罚并将挪用特定款物罪归类于侵犯财产罪的立法模式不妥当 ,应专设侵占特定款物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并将其归类于贪污贿赂罪之中。侵占特定款物罪与贪污罪、挪用特定款物罪与挪用公款罪是有明显区别的     

“优秀企业家”纷纷“中箭落马”的启示和思考

<正>今年以来,各地不断传来一些原来的所谓“优秀企业家”因贪污、受贿等罪行被撤职、审查乃至判刑的消息.例如,人称“中国烟草大王”的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主谋私分公款、个人贪污170万美元,利用批烟的权力指使其亲属索要和接受4千万元人民币,正接受审判.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涟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宋焕威,利用各种手段,伙同亲属、情人一起贪污、受贿300余万元,正接受审判.曾把工厂带入“中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行列的湖南大型国有企业株洲钢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顾志度,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等等.     

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1997年修订、后经某些修改、目前正在实施的《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的规定，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一些缺陷，似有进一步探讨和修订的必一是贪污贿赂罪的量刑不应以货币额而应以价值量为依据；二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应视同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三是违法违规公款消费应按贪污贿赂罪定罪量刑。     

谈共同贪污犯罪的定性问题

刑法第22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贪污是共同犯罪案件的一种特殊形式,就其定性也有特殊性。近几年贪污犯罪日趋复杂,共同贪污案件增长的幅度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共同贪污犯罪定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使犯罪分子罚当其罪,稳、准、狠地打击遏制这类犯罪。     

反腐制度与制度反腐

制度反腐是人们在长期的反腐实践和反腐学术研究中得出的总结性认识。但是,通过制定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打击腐败和通过国家法制体系建设来控制腐败是有区别的。在现有的反腐理论研究中,这个问题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混淆了。为了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区分“制度反腐”和“反腐制度”这两个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政府规制与腐败

文章从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的角度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指出经济性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 ,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 ,并导致公务员和政治家的腐败。而在社会性规制领域 ,规制手段的不合理性和规制执行的任意性成为腐败产生的温床和土壤。在此基础上 ,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防治腐败的法律建设

针对我国当前反腐倡廉的国情 ,本文从源头防腐的角度 ,提出了规范权力边界、加快行政程序法的制订和健全行政诉讼制度的法律建设思路 ,强化了对权力运行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方面的制约监督     

论立法腐败

立法腐败是指掌握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立法权限或职务之便,为特定族群、团体、或个人牟取经济、政治及宗教利益的行为或现象;或指立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立法权力的行为.立法腐败是法律制定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立法腐败的戍因是立法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司法审查的缺失.遏制立法腐败的对策是民主立法、立法公开、司法审查、提高立法技术以及立法权的合理分配.     

权力异化与腐败

我国社会正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官本位”和“金本位”并存,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的腐败。腐败模式从“权力主导型”向“金钱主导型”过渡,威胁着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础。权力异化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历史与现实根源,我们要从源头上防止和消除权力腐败。     

教育腐败的表现形式及遏制对策

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从全球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在招生考试、资格认证、教育供给、教育财产和税收管理以及行业规范等方面存在着腐败现象,其成因值得探究。政府应从机构改革、裁定与管理、防范与惩治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腐败。     

反腐败必须筑牢思想防线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近年来,党中央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反腐败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成果,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交口称赞。但是,必须看到,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在一些行业和地区,腐败仍有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之势。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经不起金钱和欲望的考验,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走上腐败堕落之路;也有一些社会上别有用心者为了谋求一己私利去大肆行贿甚至设下圈套,对官员腐败推波助澜甚至威逼利诱;更有现行…     

民主监督与反腐败

民主监督与反腐败是紧密相连的 ,它关系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我们只有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民主监督 ,逐步建立起切实可行的 ,比较完善的民主监督机制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作用 ,才能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确保反腐败斗争的胜利。     

司法腐败与司法责任

本文从司法腐败的危害和形成原因谈起 ,并提出一个最直接最有效的反司法腐败的措施——司法责任 ,认为如何以法律责任的要求来重构司法责任是当今中国之当务之急 ,但也不能把司法责任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     

关于权力腐败的几点社会学思考

权力一旦失去它的公共色彩，必然滋生腐败。运用社会学视角来分析权力腐败，发现权力腐败具有如下特点：权力腐败逐渐具有结构性特征；权力腐败与社会资源掌握的程度有关系；权力腐败寻求合法化的“外衣”；权力腐败成为一个不断膨胀恶化的“利益满足黑洞”，经济利益集团与权力结合形成经济一权力交易联盟。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进一步分析腐败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其危害，为权力腐败的预防提供一些分析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