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方面的韩中关系--回顾与展望

一序言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7年,是应中国孔子基金会的邀请,参加在孔子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召开的儒教学术大会.那时中国还没有认识到儒教的重要性.当时我猜测,让人联想到五四运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热潮可能尚未平息,因此我对邀请甚至感到一种不可思议.     

读者来信

《当代韩国》编辑部 :我是 2 0 0 0年有机会到韩国做高访 ,韩国人民的民风民俗、生存状态、精神风貌和韩国的文化、教育等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像每一个曾经在异邦异乡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一样 ,回国以后 ,我对这个与中国文化同根同源的“近邻”生发出一种特殊的感情 ,对韩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格外关注。但是 ,由于国内其他刊物的介绍不可能非常集中和及时 ,使得我的关注成为一种“渴望”。贵编辑部主办的《当代韩国》使我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代韩国》作为中韩友谊的桥梁和了解韩国的窗口 ,它使我获益匪浅。从中 ,我不仅了…     

爱丁堡酒后失言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菜的一大羞辱,可我们拿了第一名都高兴得不得了,大使馆文化处还欢欣鼓舞。"有一本书,叫《苏格兰是怎么发明现代世界的》,副标题是"西欧最穷的国家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里面有瓦特和工业革命,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约翰·诺克斯与宗教改革等章节。我怀疑这本书没写完,苏格兰对这个世界的两个最大的贡     

管控好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

<正>2014年8月底,我去瑞典参加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有一位外国学者问我:当前中美关系的各种分歧中,哪个分歧最危险?对两国关系最具伤害性?我说,是两国在西太平洋的竞争。一在美国,有一种几乎是原教旨主义的看法:美国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国家,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从19世纪90年代美国海权理论家、战略家马汉系统提出海权理论以来,美国就不断扩展它的制海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把全世界都     

西哈努克亲王与鸡鸭血汤

在缺乏实证而喜好传说的中国,在浅阅读的环境里,有些事情很容易以讹传讹,三人成虎。西哈努克太皇陛下不幸因病逝世,消息很快传遍神州大地,中国人民很悲痛,我也很悲痛。10月15日那天晚上,我在外忙完一场采访后回家,儿子对我说:"老爸,有个网站的微博将你古早的一篇文章晒出来了,内容是西哈努克亲王在城隍庙吃一碗鸡鸭血汤,城隍庙...     

我与中国研究

我与中国结缘的时间并不长.80年代初的一天,在一桥大学听取我的日本经济论讲座的南开大学(天津市)的薛敬孝先生来到了我的研究室,希望我到南开大学讲学,如果行的话,可以申请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当时我对中国并不怎么关心,但出于对陌生国家的兴趣和对薛先生人品的敬重就轻易地接受了下来.     

这些海外员工,为什么爱中国?

这些海外员工,都是合作共赢的实践者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最佳传播者。“我对中国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是很多在中企海外分公司的外籍员工说的一句话。面对镜头,他们娓娓道出在中企的工作经历,字里行间诉说着对中国的爱。     

零和世界、合作世界,抑或杂乱世界?——全球性挑战、供选择的未来,以及中美两国的关系

应邀参加这次美国研究所成立30周年的纪念仪式并发表讲话,我感到非常荣幸。31年前,我曾经和李慎之先生聊到过他想要创建美国研究所的想法,因此对这个由他发起创办的重要机构,我有着一种格外的亲切感。更巧的是,我得以在1981年美国研究所成立的时候最先访问中国。所以,30周年纪念对我个人而言,意义尤     

德桑佐有一个梦想

中国媒体对美国俄亥俄州“毒列车”事件的报道,让东巴勒斯坦镇的居民看到了希望。小镇居民坎迪斯·德桑佐,在镜头前深深感谢中国：“我觉得你们在离我们这么远的地方,报道这件事,真的是太棒了！我最想从中国媒体得到的是,不要让我们被遗忘。因为这是我对美国媒体和美国最大的恐惧。”     

体育交流与韩中合作的现状和展望

一序论 我虽然比较喜欢观看体育节目,但在这一领域并未作过专门的研究。我的专业是传播与宣传。从广义上来看,体育交流也可以看作是国家间的一种交流手段,所以我想谈一谈韩国与中国体育交流的意义。     

韩中建交十周年之回顾与展望

一 序言 韩中建交以前,我对中国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理念的影响。在冷战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差异导致了人们的相互猜忌和不信任。 1988年韩国举办奥运会那年,我曾在香港申请签证去过北京。在中国民航机内,一直陷入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恐惧和复杂的感情之中的我,当看到机内坐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们的面孔和我们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面孔毫无区别时,我感到十分吃惊。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启示:即总有一天,人类将可能超越理念的高墙而在辩证的关系中求得发展。     

德国总理格哈德&#183;施罗德在被授予同济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的讲话

尊敬的校长女士、校务委员会主任先生、尊敬的教授们、亲爱的同学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为今天诸位给予我的崇高荣誉致以衷心的感谢。我将这一表彰视为首先是对中德两国之间以及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极好关系的高度评价。这种关系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 ,也是我们将来所必须继续为之努力的。这种关系不仅对两国的政治家来说是重要的 ,尤为重要的则是它可以促进我们两国人民携手共进。大批中国学生在德国学习 ,这一点使我非常高兴 ,我认为这对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恰恰在这所大学获得名誉博士学位 ,使我非常振奋 ,尤其是因为我对这…     

古文辞的美

这次我想介绍一本书,叫《国文课》,副标题是“中国文脉十五讲”。作者徐晋如开篇就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正是新文化运动断了中国的文脉。《国文课》从《诗经》讲到李杜,讲到宋词。作者说,“我认为骈文是中国文字运用到了极致的产物,是汉语之美的最终极体现,因此骈文应该有比古文更高的文学价值,更应该被看作是中国文章的正宗”。     

科尔奈评价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起步较早,1954～55年匈牙利就已开始了体制改革的讨论。经济学家提出的关于改革的理论观点成了政治家们推行政策的出发点。从那以后,经济学家一直没有中断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随着改革的发展,这种讨论更加热烈。我希望你们不要把我看作是匈牙利的官方代表。匈国内有很多经济学家都有一家之言,他们在改革前后形成了一种特点,即在许多问题上有一致的看法,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发展的表现。我讲话很直率,开诚布公,我来中国不是为匈牙利的改革做广告的。我是改革的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中的“我-他”建构——认同视域的中俄文化比较

"第三罗马说"与"中国论"是俄中两国在民族意识转型时期出现的一种自我身份定位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两者并非菲洛费依或石介个人的观点,而是一个群体乃至整个民族对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观察和投射。它们是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观念,是对自我、他者认知的一种符号体系。在"第三罗马说"的"我-他"对立认同建构中,他者是认知自我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缺乏他者,"我"的身份辨认则无从谈起,在对他者的征服或救助中,自身的地位和作用才得以彰显。而"中国论"中的"我"与"他者"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自我封闭的华夏自我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我"的作用和地位是文明程度和道德伦理确定下来的,无需对他者给予过多关注,甚至无须与之交往,他者未必是被认知或被征服的对象。     

亚洲职场上的文化碰撞(二)

障碍与误解2.2.群体关系视频开始:甄女士:在中国文化里,中国员工不会主动去提什么问题,说什么"不,我认为还是换一种方式为好"。在对老板保持尊重的前提下更好的完成一项工作。在人事管理上,这一点与西方世界截然不同。很小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一套中国式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小学,我们从不鼓励你提问题,而是要求你守纪律。我就从未想到过要与别人不一样,这就是管理中国员工时遇到的最大问题。     

岁月留痕──在汉城的日子

茶房日记 韩国人喜欢喝茶，他们的茶文化历史并不比中国短。他们一般多喝绿茶、红茶。除此以外，又根据大众口味的变化新增了不少品种，如水果茶、果脯茶等。虽然韩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的茶道，但对他们而言，喝茶仍是件十分讲究的事。因此在韩国能看到不少茶屋，档次不同，装饰风格也各具特色，有西洋风格的，也有传统风格的。可以说喝茶不仅是为了放松休闲，更是人与人交流的一种方式，甚至是某种文化体验。 我也去过几次茶屋。对我而言，装饰比较独特的每每给我留下的印象较深刻。在汉城的“仁寺洞”有一条以卖传统商品而出名的步行街，不宽…     

罗皓: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受之有愧

我18岁时,站在党旗下宣誓入党,我对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热爱。平时我不爱拍照,连新闻报道中用的图片都是自己临时拍的,但等这场"战疫"打赢了,等我们的祖国好起来,我想好好和家人吃顿团圆饭,拍张全家福。我是罗皓,今年44岁,是一名退伍军人,2019年3月,我从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调配到崇阳县下属的天城镇,成为了一名四级主任科员。2月4日,我突然登上了新闻头条,传播最广的那篇文章《这位湖北干部,火线提拔》刷屏,让大家开始认识我。     

南诏—是我们泰族的疆域吗?

素察·奔波里叻久居中国,他对泰国史籍有关古代泰族的发源地和南诏与大理府是泰族建立的国家等问题,深入研究中国史料,并到我国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傣族地区进行考察后,原则上赞同中国史料的记载:南诏是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国家,并非古代泰族的疆域。同时指出外国学者撰写泰国历史有谬误的地方。作者在《沙炎叻日报》发表《南诏是我们泰族的疆域吗?》一文,目的是让泰国开展关于南诏王国问题的研究,并建议泰国史学家亲临我国云南考察,进一步研究南诏王国和傣族历史问题。这篇文章对研究泰国民族史、泰族同我西南少数民族及汉族关系,有一定参考意义。     

主席总理不能跳出“如来佛”手掌

<正>早在1954年制定宪法讨论"国家机构"这一章时,毛泽东就说过:"我们的主席、总理,都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出来的,一定要服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能跳出如来佛的手掌。"2004年9月15日上午9时,"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5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在大礼堂一层参加大会。当胡锦涛讲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时,我耳目一新,异常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最高实现形式"这一提法,感觉到党中央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