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基地使用权身份化困境之破解——以物权与成员权的分离为视角

宅基地使用权被绑定了集体成员的身份,导致其无法流转。成员权作为成员对集体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成员对集体宅基地的分配请求权和土地使用费的豁免权。成员权与使用权人对宅基地的支配性物权不同。混淆成员权与物权的原因在于未区分宅基地使用权的原始取得与其后流转,简单地将实物保障作为村民保障的唯一方式等。将宅基地使用权中的成员权和物权分离是实现宅基地使用权去身份化的有效途径。     

追讨物业费:业委会与开发商的一场较量

正这是我以律师身份执业后第一起全程负责的案件。从案件性质上来讲,本案的法律关系非常简单,即基本的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业主接受物业服务,应当缴纳物业费。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前几年,很多小区的前期物业公司都是开发商的子公司,即使开发商拥有大量自留物业,也很少能被追讨物业费,这实际上已经严重侵犯了那些已缴费业主的合法权益。在本案,开发商自留了会所、俱乐部等物业面积5000多平方米,累计拖欠物业费近40万元。在前期物业公司     

论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由公检法机关主导,当事人仅有申请补充鉴定和重新鉴定的权利。这种鉴定权配置方式导致刑事司法公正性不足、效率低下以及权威性缺失的困境。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的转型格格不入。借鉴域外经验,我国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应以公正高效权威为目标,赋予辩方司法鉴定启动权、保留侦控机关自行启动鉴定权、限制法官的鉴定启动权以及建立鉴定处分的司法审查制度,逐步形成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契合的刑事司法鉴定权配置方式。     

农民集体成员权、农民集体决议与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农民集体所有权的规范目的是实现农民集体成员权,经由民主决策程序实现村民自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农民对集体所享有权利的总称,其行使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是实现对集体财产的分配正义。农民集体决议行为是农民集体成员权的主要行使方式和村民自治的民法体现,其法理基础在于根据程序正义的要求基于民主多数决的意思表示形成机制实现农民集体的公共选择。本文提出乡村治理体系一体两翼的理论:以乡村治理体系为一体,以农民集体成员权和农民集体决议行为为两翼;其中,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和完善农民集体决议行为规则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农民集体成员权的实现。应妥当界定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成立和效力,区分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不成立与农民集体对外合同行为的法律效力,并在民法典物权编对农民集体决议行为的规定做相应完善。     

物业服务合同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兼评《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的解释》第5、6条

物业服务合同中,业主动辄以物业服务不符合要求为由行使抗辩权,拒交物业费。因物业服务合同的特殊性,抗辩权的行使存在许多弊端,如妨害小区业主的正常生活、妨害物业公司的正常经营、损害小区环境等。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第5、6条对业主抗辩权的行使与限制作了规定,对于平衡业主与物业公司的利益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但仍有必要适当强化对业主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如对合同主体抗辩的限制、业主单个行使抗辩权的限制,应当规定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业主同意才能行使抗辩权;通过业主委员会来行使抗辩权,将业主行使抗辩权的行为作为业主团体共同决定的事项。同时,物业公司对欠费业主行使抗辩权时,必须确保已交物业费业主的利益不受损害,不得对欠费业主停水、断电或停止小区公共服务。应当通过完善物业费收取公示制度、完善欠费催缴程序、发挥业主委员会的催缴作用、引入督促程序等,来进一步完善物业费收缴制度。     

信托视角下业主与物业服务公司的法律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房地产开发产业的蓬勃发展,物业管理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由于物业管理在我国尚属一个新兴行业,相应的法律制度尚不健全,2003年颁布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规,其效力层次低于法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困境与突破

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摒弃了劳资理性,转而依靠公权干预,不仅使个别劳动争议出现“重裁审、轻调解”的现实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涌现的集体劳动争议无法得到有效的制度规制.有鉴于此,从劳动关系从属性的本质特征出发,寻求劳资理性合法化的路径以发挥其化解劳资矛盾的功能是当前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构建的关键所在.     

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的困境与突围——《刑法》第22条的解读与重构

《刑法》第22条赋予预备行为以刑事可罚性,并规定了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这一规定存在正当性、必要性、操作性与实效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我国司法通过刑事政策、但书规定、目的论限缩解释以及刑事证明、罪疑从无等路径,对普遍处罚原则予以救济和限缩,基本实现了预备犯例外处罚的实践理性。但是,突破预备犯普遍处罚原则困境的根本之道仍在立法重构,即预备犯的刑法规制应实现从普遍处罚到例外处罚、从总则规范到分则规范、从形式预备犯到实质预备犯的模式转换。     

我国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诉讼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及申诉数量持续上升,我国知识产权刑事再审案件中呈现检察院抗诉占比低、检察院抗诉理由多为"量刑畸轻"的基本特征。"法律监督"与"诉讼监督"的关系,外在表现为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内在表现为体与用之联系。基于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实施诉讼监督在刑事诉讼各阶段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一方面在宏观上须从思想观念、机构设置、立法等多层面进行设计,以加强体系建设、保障诉讼监督机制有效运行;另一方面在微观上须创新、改进监督措施以破解各诉讼阶段主要监督困境。具体而言,为了破解诉讼监督困境,可以通过建立行刑衔接机制,完善监督程序;规范细化涉案金额认定,严格核实兜底罪名;加强司法鉴定检察监督,打造诉讼监督专家团队;建立执行信息报告制度,实施执行情况同步监督等方式实现。     

立法调整、执法改革抑或公众参与?——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核心思路辨析

摊贩管理的暴力困境是行政处罚权体制改革的副产品,其主要症结在于监督城管的机制缺陷、制度与民俗相冲突两个方面。对比化解困境的三类核心思路:立法调整,需要协调多方利益、时间成本高、无力解决执行难;执法改革,缺乏监督机制与公信力、成效欠佳;公众参与,着眼于强化制约城管权力、引导社会舆论转向,是突破摊贩管理暴力困境的理性选择。然而,公众参与存在被虚置的风险,因此,需要确立契约关系、全程监督等四项保障原则。     

夫妻共有股权行使的困境及其应对——兼论商法与婚姻法的关系

夫妻共有股权行使纠纷在近年来引发广泛关注。我国夫妻共有股权行使的内容既包括资产收益权、管理性权利等基本权能,也包括处分权。婚姻法与商法规范在夫妻共有股权行使条件上存在差异,前者强调夫妻双方"一致意见",后者要求由公示方行使股权。将不同行使主体、条件和内容进行组合,行使效果存在明显区别,其中公示方擅自处分共有股权的法律效果引发了较大争议。商法和婚姻法规范既有交集也有差异,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规范竞合。为解决夫妻共有股权行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更精细化的规则:第一,在公示上实现商法与婚姻法兼容;第二,在管理权行使上,商法规范具有特殊性,应当优先适用;第三,在行使处分权尤其是公示方擅自处分股权的问题上,婚姻法要求的夫妻一致意见具有特殊性,应当将商法与婚姻法综合运用以完善现有规则;第四,针对公众公司股权行使应保障商法优先。     

侦讯突破论

侦讯突破是侦讯对策用谋方式里的一要素.突破点是侦讯目标能否实现口供的突破之处.突破口是案侦关键的最先攻破而有连锁反应的缺口,表现为从拒供伪供到真实供述的转折.其特点是扩散性,只能在实战中形成.侦讯突破的类型有:中心突破和外围突破,正面突破和侧面突破,重点突破和散点突破,用证突破和其它突破,局部突破和全局突破.侦讯突破点的选择,有同案犯、案件事实及其证据、案犯个性及其心理、侦讯目标等主客观条件.在寻点选点中,对矛盾点,要攻其不备；虚实点,要避实就虚；刺激点,要促其交待；闪光点,要拉其转化.最后,对侦讯突破进行了实例分析.阐明其规律性与艺术性.     

我国行政法实体法的突破与瞻望——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颁布是我国行政实体立法的一大突破:该法开始了行政法从程序到实体的转型;将行政法调整对象由外部行政关系向内部行政关系转移,开启了法治社会的先声;尽力避免人治,实现了公务员管理的法制化。但是,该法界定的公务员范围过宽,确立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工资福利保险制度及人事争议仲裁制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