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办公”:助力互联网司法战“疫”

“法官现处于居家隔离阶段,各方当事人是否申请法官居家在线开庭审理?”“申请!”2020年2月4日,一位居家隔离观察的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通过该院的诉讼平台,进行了一场法官、双方当事人各在家中,陕西西安、浙江杭州、温州三地连线的“隔空庭审”。双方当事人“当庭”达成调解协议,并快速收到了由该院电子送达平台自动签章形成的法律文书。整个庭审指令清晰、严谨有序、运行顺畅。     

互联网法院的程序法困境及出路

互联网法院借助互联网技术审理特定类型的涉互联网案件,以全流程在线办理为原则,改变了诉讼行为发生的时空条件.互联网法院在现阶段面临的程序法困境主要包括设立依据有违法定法官原则、管辖范围的界定不够妥当、在线庭审的规则创新冲击民事司法之基本原则、诉讼规则忽视对当事人处分权和平等权的保障等方面.从立法上明确互联网法院的试点法院...     

我国互联网法院设置问题研究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法院审判方式的革新带来新的契机.互联网法院是所有诉讼行为及庭审都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在线进行,专门受理特定类型涉网案件的法院.互联网法院对于推动审判能力现代化、诉讼便捷化、司法公正可视化有着重要作用.我国法院也在网络审判、网络拍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做法,我国应对互联网法院进行专门立法,明确互联网法院的受案范围、管辖规则等,进一步规范网络司法制度.     

互联网司法的中国之路

日前,由我国发布的世界范围内首部介绍互联网时代司法创新发展的白皮书,详细介绍了中国近年来互联网司法审判的发展,以及典型案例对互联网从业者行为的规范情况。我国司法工作融入互联网,真正实现了司法更便民、诉讼更亲民、解决纠纷更高效。"跨越时空"已经不再是人类的梦想。广州某科技公司经理于波(化名),曾在宁波某家宾馆里参加过杭州互联网法院的庭审;律师熊定中也在北京清律律师事务所的"互联网法庭"专业办公室内参加过多次北京互联网法院的开庭;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的法官很早以前,就多次利用远程视频技术审理过看守所里的犯罪嫌疑人……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纷至沓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仅带来了新技术、新模式。     

我国互联网法院庭审制度的反思与发展进路

我国互联网法院普遍面临开庭时间冗长、庭审仍然处于无争点审理或者争点散漫化审理的状态、经过开庭审理后法官依然无法形成确定的心证等问题。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互联网法院没有重视其自身即有技术对审前程序的有效促进作用,缺乏对争点整理制度的有效运用,庭审仍然依循旧的庭审理念运行。现代庭审理论注重案件争点的确定、失权制度的落实,并要求法官在案件审判过程中履行阐明义务及心证的公开,能够体现诉讼民主、诉讼规律和程序保障,以争点整理引领的庭审方式能够实现案件的集中审理以及突袭裁判的有效防止,并能够为互联网法院庭审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我国互联网法院庭审制度应在现代庭审理论的引领下,引进争点整理与失权制度、实现案件的集中审理,注重法官阐明义务的行使与心证公开,用公共理性重塑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参与权,以此达到对庭审制度革新的追求。     

什么是“硬核”互联网庭审?

疫情当前,为在确保安全的同时审判工作不停摆,各地法院的互联网庭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夜之间都成了‘互联网法院’”。人民法院智慧法院建设经过多年的积累,因突如其来的疫情,生发出厚积薄发的活力。互联网庭审又被称为远程审判、网上审判、在线庭审等。早在2006年,部分地区法院就已经探索利用QQ聊天软件的视频聊天功能开启了远程审判的先河。     

云上见开启在线诉讼新纪元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通知,灯全国法院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诉讼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加大在线诉讼推进力度,探索建立一整套在线诉讼规则体系,全面优化升级信息系统,柘展在线诉讼服务功能。这不仅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更是有力地促进了人民法院互联网司法建设迈入新阶段,实现互联网时代司法模式的深刻转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各级人民法院应时而动,顺势而为,积极履行审判职能,推动在线立案、在线调解、在线庭审、在线送达多点发力,确保疫情期间审判执行工作及时稳妥有序开展。而在这个过程中培养起来的在线司法经验和习惯,也正式为互联网司法不断转型升级的坚实基础。     

美国司法实践之在线庭审中的证据管理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数字法院、在线庭审已成为各NI法院维持曰常审判管理、畅通当事人司法救济途径的不二法门。在线庭审中,法官和各方当事人均“身处云端”,无法面对面接触,如何进行有效的证据管理至关重要,我国刚刚施行的《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为在线诉讼的全部流程提供了明确指引,其亮点之一就是针对电子证据材料的提交和效力认定、区块涟存证规则等进行了明确规定。     

2020年司法改革十大关键词之四 互联网司法和在线诉讼

2020年初,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如何确保审判“不打烊”公平“不掉线”?智慧法院建设经过多年的积累,此时生发出厚积薄发的活力。各地法院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线上法院”在各式在线庭审大显神通之时,202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及时下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加强和规范在线诉讼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国法院推进在线诉讼作出全面动员、提出明确要求、明确具体规则,指导和规范各级人民法院疫情期间有序开展在线诉讼工作。     

开启互联网审判新时代

2017年8月18日上午9点40分,刚揭牌的互联网法院迎来了第一案——《甄嬛传》作者起诉网易侵权的案件. 与普通法院相比,互联网法院的法庭没有原告、被告席,也没有书记员,而是采用语音识别系统进行记录.法官面前有一块联网的大屏幕,在线"隔空"审理案件,就像多人视频的模式.联网屏幕上显示着原告与被告所处的地理位置,可以看到原告流潋紫位于杭州,而被告网易位于北京.     

中国法治政体的始创辛亥政治革命的法治论剖析与省思

法治政体理论在根本上把法治理解为,只有立宪政体才会要求并实现法律统治的一个政体问题。建立民主立宪的法治政体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等法律初步构建了中华民国法治政体的雏形,但这一政体也陷入多重困厄之中。孙中山等人对这一政体及其困厄进行了富有价值的探索与反思。从法治政体理论及民初缔造法治政体的实践出发,可以对治法型法治的思想观念进行比较性的检视。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体系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内容上不断丰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是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在体系上不断完善,是发展和开放的理论体系。     

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再定性

传统民法把不当得利返还权定性为债权而归入债权编,然而这种定性定位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与我国物权变动的有因模式相冲突。通过对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考察和价值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它是一种概括的混合的救济权,既可以救济对人性的权利,也可以救济对物性的权利。不当得利、不当得利之债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不同范畴的概念。     

论我国代理法理念的重塑

1999年中国大陆新《合同法》第402条、403条的规定,大胆借鉴英美法系代理法的做法,突破《民法通则》将代理仅限于显名代理的陈腐规定,建立了隐名代理制度和不披露本人的代理制度。本文就此分析了我国代理理念从区别论到等同论的变化及其对我国当前的经济、民事活动即将发生的重大影响。     

《左传》训诂丛札

<左传>文辞古奥,义蕴深微.由于时代悬隔,虽经历代训释,疑义犹夥.本义湮没,通假不明,指代不清,诸般情形,在在多有.本文就襄公时期若干训诂问题予以新的探讨.     

Grouping of ammunition types by means of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GSR

An attempt was made to build a classification scheme for gunshot residues (GSR) samples originating from four types of ammunition, collected from shooters' hands immediately after shooting. The secured material was examined with the use of SEM-EDX method in the automatic manner. The obtained results were expressed as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assigned to various chemical classe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ost discriminative of these features the Mann-Whitney test was performed. Clust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grouping the analysed samples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 i.e. the type of ammunition. It has been found that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Browning 7.65 mm and Luger 9 mm ammunition can be fairly easy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remaining samples, whereas samples of GSR originating from of Makarov 9 mm and these of Tokarev 7.62 mm could not be differentiated using frequencies of occurrence of particles in the selected chemical cl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