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 扭住责任制的“牛鼻子”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站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上,回望来路,既有先辈华路蓝缕的攻坚克难,更有吾辈锐意改革的砥砺前行。2013年11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时代行政检察的探索与展望

<正>行政检察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能,随着时代发展,行政检察理念、方式、范围等都在发生变化。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行为,应该督促其纠正”,对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作出重要部署。2021年党中央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中央《意见》）进一步明确,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     

法官助理协助办案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C市法院法官助理协助办案情况为样本的考察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是司法责任制改革中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基础性改革之一,法官员额制改革是核心,法官助理制度改革则是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实效。本文以近3年C市法院法官助理协助办案运行情况为样本,展示法官助理协助办案机制的运行现状,分析机制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最终为完善法官助理协助办案机制提供可供参考的路径。     

《法律援助法》的学习、理解和实施

一、《法律援助法》的立法历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律援助工作,在中央推进的司法体制改革中,法律援助工作改革一直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法律援助列为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2013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1])。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施保障——理论、机制、法制的三维视角

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然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一项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三位一体的全新的刑事司法政策，不仅需要政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予以全面贯彻落实，而且需要相关部门建立起强有力的保障机制。目前学界对此尚未有系统探讨，本文拟对此提出管见，期望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有所助益。     

域外社区矫正制度的分析及我国的立法建议

为了保障犯罪人在刑罚执行期间获得社会化并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行刑社会化也就渐成一种时代的潮流，其社会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则是实行社区矫正．以至于这一制度在全世界得到普遍认同与采用。随着我国社会的现代发展和社会主义法治民主的文明，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积极推行社区矫正。”2008年12月，     

迎接司法改革的春天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的各项司法改革措施,为我们破解影响司法工作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提供了强大武器。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胜利闭幕,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为我们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改革的广度、深度、力度前所未有,全体中国人都为之振奋、为之鼓舞。相信随着改革的全面铺开,必将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建设和谐检察机关的一点思考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全社会共同建设＂,＂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形成人人促进和谐的局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既是＂保障者＂,又是＂建设者＂。     

完善法律援助应援尽援体系的思考

法律援助制度作为维护困难群众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法律援助被正式写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法律援助条例》，从而确立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框架，实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法制化，法律援助事业蓬勃发展。20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     

我国法院招考制度评析与法官选任制度重建

在“凡进必考”的要求下,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当前多已采用公务员考试模式招考“工作人员”。但无论从报考条件、考试内容,还是考试方式来看,这种招考制度都不能被认为是遴选法官的理想模式。重新审视法院招考制度,将法官的选任从目前普遍采用的招录法官助理、书记员甚至法警、法院行政人员的公务员考试中分离出来,疏通成熟法律人才进法官队伍的渠道,建立符合司法特质、体现法官独立要求的法官选任制度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论民事裁判范围制约机制及其构建

在民事审级中,有关裁判范围的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对上诉审裁判范围的制约上,这一制约机制主要通过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确立发挥作用。从域外来看,各国和有关地区均在理论或司法实践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该原则的内涵。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则未能对判决结果明确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也未体现该原则的精神实质,配套的制度建设更是极为缺乏,从而使得我国上诉审裁判范围处于制约失控的状态。     

试论法官释明权

释明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一项新的法律制度 ,该制度对于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对释明权制度的理论研究比较落后 ,对释明权如何行使又缺乏具体规定。因此 ,有必要对释明权的内涵、性质、诉讼价值以及行使中的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以案定编与法官员额的模型测算

实行法官员额制是一项系统工程,既应当立足于法院人员分类管理现状和法官工作实际,又必须依托科学严谨、全面翔实的数据分析。但现有研究大多焦聚于谁来当法官的任职资格分析,却多少忽视了需要多少法官这一前置性问题。为了提高法官员额配置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我们应借鉴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的建模方法,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将法官工作量作为确定法官员额的唯一解释变量,而后建立以案件类型、工作任务、任务频数、任务复杂性为核心的法官工作负荷模型,尝试通过计算法官工作量测算法官员额。     

司法权威·法官规训·制度网络——对法官角色的一种法社会学分析

现代法治社会中,法官充当着社会治理的重要角色,而实现良善的治理效果却是以"治理"法官为基础的.在现代社会对法官的治理主要是通过知识规训、体制规训、道德规训等多个层面来进行的,而我国传统家国式的治理模式,行政与司法合为一体,法官不仅没有获致应有的权威性,而且治理法官的机制也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当前我国应该通过多重规训机制的综合来逐渐调和司法职业化与生活化、法官精英化与法院官僚化之间的现实冲突.     

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制度缺陷、逆向刺激与实用主义重构

从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历史发展来看,其在防治司法不公上的作用非常有限。作为司法机关内部的一种责任追究机制,它也表现出浓厚的行政化色彩和明显的制度缺陷。"错案"界定不明、纠责范围不确定以及职业风险终身性等问题的存在,导致法官采取各种方式来规避这种制度性缺陷,使得错案追究终身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种逆向刺激结果。为了纠正我国错案追究终身制的发展难题,司法机关应当以法律实用主义的理念重构该制度。     

法官职业化建设背景下法官助理制度的重新审视与现实进路

法官助理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已是一项比较成熟的司法制度。我国虽在1999年已将其摆上改革议程,但截至目前尚未真正建立。因此,我国应加快构建法官助理制度,并由此推动司法权运行机制和法官职业化的全方位改革。     

Potential Impact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on Juvenile Judge Decision‐mak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biological and psychological literature on the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between juveniles and adults may affect juvenile judges in their “dual role” as retributive and rehabilitative decision‐makers in juvenile cases, specifically focusing on sentencing. Particularly, it discusses potential influences of this research on adolescent development regarding four factors known to be integral in juvenile judge decision‐making: legal factors, characteristics of juvenile offenders, and individual structura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which judges’ decisions are made. To conclude, implicat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stemming from this discussion are considered.     

论法官也需“减负“

我国法院目前存在相对大的法官数量和积案率不断上升的现实,影响司法权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法官的社会角色太多、分工不细所造成,这一现实也折射出当前对法官职业内涵认识误区,甚至司法不能独立的无奈.要改变这一点必须从一个认清,两个保障,三个剥离出发,为法官减去许多非职责内涵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