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当肉麻

从一本记叙名人罗曼史的书中,读到《张大千一生为情牵》,开头即先声夺人,云:“被誉为中国画家中‘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多有流传人口的韵事。有家报纸刊登了一则消息,说他有八位夫人,大千闻后不禁哈哈大笑,频说:‘要打对折!要打对折!’”是自谦,还是自负“艳福不浅”? 当描写为张氏一见钟情的杨宛君女士时,少不了“北国佳丽”、“一双玉手,纤柔细嫩”等陈词滥调。记及洞房花烛,唯见张氏“含     

《答台湾同胞问》中共为何允许“台独”分子访大陆

台湾一读者来信问道:“中共对‘台独’持什么态度?为什么允许‘台独’分子到大陆访问?”答:中共不支持“台独”,中共一直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分裂,不遗余力争取祖国统一。     

论纽曼的“自由教育”观——兼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路

19世纪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针对当时欧洲高等教育中盛行的教育专业化、职业化的功利主义潮流，提出了“自由教育观”。而综观“自由教育观”，它其实是从教育改革中的“‘现代’与‘古典”’、“工具与价值”、“创新和继承”三对双边关系出发，回答了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三个基本问题：大学是什么地方？大学应教授什么知识？大学应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纽曼的答案是经典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在今天中国教育界不仅拥有众多回应者，还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起着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瞭望信箱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三十期所载的《肖克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一文在谈到“怎样才能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根治一些人身上的‘左’倾顽症”这一问题时说: “首先应该查清病因,找一找自身有什么‘先天不足’。我们党产生于小生产占主要地位的中国,在它的许多党员身上就反映出了小生产者从自已所处社会地位中带来的‘左’的‘基因’。……”     

消除自己的“未知数”

最近看到一则幽默,颇有启迪意义。儿子问当局长的父亲什么是“已知数”,什么是“未知数”。父亲正为眼下反腐风声紧心里烦着,就没有理睬儿子。可儿子仍穷问不舍。父亲没好气地答道:“我收下的红包是‘已知数’,检察院什么时候来查我就是‘未知数’。”     

“兼听”“偏信”与“公话”“私话”

古代有这样一则故事:唐太宗一次求教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道:“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太宗颇以为然.这个从善如流的君主,胸怀博大,虚心纳谏,善于听取不同意见,遂有贞观之治.故事向我们阐明了怎样才能明达远见的道理.当今也有一则故事:一位领导干部下乡搞调查,向一位熟悉的农民问起农业生产的情况,那农民问他:“你想听‘公话’还是想听‘私话’?”噫!话还有公私之分.这位领导忙问:“什么叫‘公话’,什么叫‘私话’?”农民悄悄告诉他:“‘公活’就是面面上的话,‘私话’就是心里头的话.”这位领导从农民倾心的“私话”里,了解到不少农业生产中存在的迫切需要     

应当怎样看待河南豫剧三团上演《金瓶梅》

本刊第六期发表《“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金瓶梅〉》的专题报道时曾说:“豫剧《金瓶梅》在思想上、艺术上的是非得失,不妨留给文艺评论家去评判。艺术上的是非问题,应当由文艺界的讨论与争鸣来解决。记者想‘追究’的是:豫剧‘红旗团’为什么非要排演这出戏?中国豫剧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究竟遇到了什么‘烦恼事’?”在专题报道的结尾处又说:“排演一出《金瓶梅》,就能使三团走出困境么?演完了《金瓶梅》,再演什么戏?在中国经济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中国戏剧团体和戏剧事业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才能不被时代大潮完全‘抛弃’?” 报道刊发后,收到于群言同志的来稿,对豫剧《金瓶梅》及由之引出的应如何看待文艺作品的效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刊特摘发其主要观点,供关心这个问题的读者思考。     

嫣嫣闹学

四岁半的嫣嫣上了幼儿园中班,性格开始变咧,晚上回家,背着小手在大人面前巡来巡去,板着面孔向正在说笑的大人发号施令: “坐好!不许交叉着腿!”“安静!不听话就得‘煮粪’!”“嫣嫣,什么叫‘煮粪’呀?”我问。“‘煮粪’(处分)就是罚呗,不听话就得‘煮粪’!”小嫣嫣严肃     

漫画《——再低点!》

什么是讽刺?一位中国现代讽刺大家说:“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改变社会”,大家过得舒服点,自在点,文明点,“不亦乐乎?” 关键在“改变社会”。最近看到韦启美先生的漫画《——再低点！》不禁拍案叫绝,逢人就大肆鼓吹。他把我久藏于心想发的一点杂感,三下五除二几笔就生动地     

“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

李瑞环同志在新著《学哲学用哲学》中说:“我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就要以对方的存在、发展为前提和条件。‘肝胆相照’,要有‘肝’有‘胆’,光有‘肝’没有‘胆’怎么‘相照’?”这既是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充满辩证法的深刻见解,也是今后处理这种关系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     

正确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正>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和拓展离不开“两个结合”这一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我们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间“契合”与“结合”的辩证关系,深刻领悟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充分认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重要观点,     

民主党派与“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全党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普遍反映,从“三个代表”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旺盛活力和光明前景,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了信心。但是,许多民主党派成员以及做统战工作的同志在学习“三个代表”的同时,也思考和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民主党派是不是“三个代表”?“民主党派与‘三个代表’是什么关系”?“能不能用‘三个代表’作为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     

香港青年浪费亚文化透视

香港青年亚文化,主要表现为一种消费亚文化。在香港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种亚文化受市场经济发展和市民心态的刺激,以及外来青年文化的冲击,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成为我们考察香港青年发展的“窗口”。本文根据香港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的一些研究报告,对这种亚文化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一、香港青年亚群体和亚文化的产生香港青年亚群体和亚文化的出现,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是香港现代经济发展和外来文化冲击的产物。有的香港学者认为:“在60年代以前的香港社会形态及传统道德中,‘年青人’或‘青少年’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社会成员只有三种——‘儿童’、‘成年人/大人’     

纠“左”与纠“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纠正“左”的错误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由于人们对“左”深恶痛绝,希望对“左”铲而净之,往往把什么错误都记到“左”的帐上,甚至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当“左”的东西扔掉了。譬如,我们讲共产主义理想,有人说是“左调入云”;我们讲组织纪律,有人说是“左棍子打人”;我们讲共同富裕,有人说是念“极左经”;甚至把思想政治工作部门斥之为“左家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这种倾向是很不好的,任其发展下去,就有迷失社     

不当太平官

宋神宗时的宰相王硅,似乎可算一个太平官儿。据宋史记载:“(珪)自执政王宰相,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当时目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进呈,云‘取圣旨’;上可否讫,云‘领圣旨’;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也。”考其一生。似乎倒还没有什么贪赃枉法的坏行为,也不是完全没本事,只是私心太重,生怕丢了乌纱帽,把“容身固位”摆在了第一位,唯唯诺诺,一味顺着来,甘当“收发室”,太平固然是太平了,然而也就谈不上什么作为了。     

正确认识邓小平在反“左”反右问题上的思想和实践

全面正确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全面正确地理解和掌握邓小平关于反“左”反右的思想，正确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c最近几年，有人极力把邓小平的思想和实践解释为只反“左”不反右，说什么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迄今为止，“防‘左’与反‘左’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线索”，“反‘左’的成果是逐步建立了一套理论。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个有利于’、‘中国特色’、‘初级阶段’、‘市场经济’c”“反右则是搞运动多，搞理论少，虽有不少理论家乐此不疲，…     

大学科技园的“创新场”运作

大学科技园应在创新中扮演好“副导演”的角色,即承担“搭台”、“物色演员”的工作“有人计算过,‘中国硅谷’中关村平均每9分钟就有一家企业诞生一家企业死亡。作为‘硅谷’之‘硅谷’的清华科技园,也遵循着市场的这一优胜劣汰规律,表面看似平静之中,你想不到市场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是清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志强对中国最前沿的知识创新宝     

乡镇企业家要不断完善自我——听鲁冠球一席谈

“乡镇企业被誉为‘能人经济’。一个好的经营者,就是一个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者倒了,企业也垮了。‘能人易夭’现象的出现,固然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但是真正的病根子还得从‘能人’自身去寻找。” 鲁冠球,这是一个在企业界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就是这位农民的儿子,把一个只有7个人,4000元资产的铁匠铺发展成为拥有35000名员工,35亿资产,下属60家经济实体的大型企业集团。 27年过去了,鲁冠球依然活跃在中国改革大潮的浪尖,总是把美好的音符一个接一个地增添到自己人生的乐章上:全国十大新闻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杰出职工、中国经营大师、中国乡镇企业功勋、中国改革风云人物……有人说,年过半百的鲁冠球是中国企业界的“常青树”。     

从“臣民”到公民

十年前,我生活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只有六七户人家的小山村里。1976年我初中毕业回乡当了民办教师,在那山沟里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然而我的头脑中却绝少现代意识。那时的我,还是个“臣民”。 记得山村一位学生问我:“清朝完了以后叫什么朝?”为了解释得更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我竟说:“有一个短命的‘蒋家王朝’,还有现在的‘社会主义朝’。” 毛主席逝世后,我曾跟我那1952年入党的母亲一起为毛岸英的牺牲痛惜不已。我觉得,“主席”和“皇     

张光斗：“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

在为国家水利水电事业工作的70个年头里,张光斗的言行展示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爱国、奉献、正直、敬业95岁的张光斗对自己头顶上的光环总感不适。"我不仅不是什么‘泰斗’、‘大师’,也不是科学家,我就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给老百姓干活的工程师。"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人以为我这是谦虚,说:‘你还不是科学家啊?’我真搞不懂他们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