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做女工工作的

也许是缘份吧,我16岁被招收进“女儿王国”的纺织厂,当上一名“织女”。从小就求上进的我,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厂团委干部及车间工会委员。1985年底,已过而立之年的我随着一纸调令来到厂工会,从事专职工会女工工作。迄今为止,屈指一算,我从事群团工作已20余年,可以说,我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党的纺织事业和群团事业。     

山顶有一间小屋

我离开大山已好几年了，可大山上的事却如刚刚发生过，令我难以忘怀……大山顶端，云海深处，有一间看守铁路隧洞的小屋。几年前的一天，我顶替接班后被派往大山上当一名隧洞看守员。我的师傅是一个人称“傻子”的老头，听说这老头在大山顶端看洞子已四十多年了，虽已退休几年，却因为一直没有人来顶替他，他仍继续工作着。我当然清楚，替换下去“老傻子”，大山上自然就剩下我这个“小傻子”了。我作为一名新工人，按规定老傻头将带我熟悉一个月工作。我当班时常坐在小屋前，望着大山发呆，一天不说一句话。那老头一次次转来转去似乎想说什…     

小平同志的好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原是江苏省淮安市席桥镇的一个普通农民,建国后读了点书,又因学校停办而回乡务农。但我酷爱写点小东西,新闻、小故事、田头说说唱唱什么的都能写几句。为此,1957年我就开始发表新闻作品,1963年就当上了《新华日报》农村版特约通讯员。可是“文革”一开始,我就被“罢官”(当时我任淮安县席桥公社三里大队会计)了,原因是“社会关系”不好,“政治上基础不纯”。好在我祖辈种田为生,已习惯与黄土地、老黄牛打     

幸有《兵团工运》

初识《兵团工运》还是小16开32页的素颜模样,如今她已穿上大气的华裳了。从小到大,由薄到厚,《兵团工运》转瞬间已奔向了而立之年。很感慨,因她的存在,我这个20多年"工"龄的工会工作者在工会岗位上才显得更加得心应手,说她是我的好助手、好参谋一点都不为过。由于她帮了我很多很多,所以我名之为"幸有《兵团工运》。"记得十几年前《兵团工运》200期的时候,我就说过"《兵团工运》就像我的老师一步步地教我提高工作水平",应该说那个时期是本人     

我亲历的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周年了。昔日的硝烟虽已散尽,但我亲身经历的各种战斗和坚持敌后的艰苦生活,依然留存在我躯体的伤痕上。卢沟桥事变那年,我才13岁,但我已懂得“东洋人打来了,我们的家园、国土有可能会被侵略者霸占去”的道理,因此高小尚未毕业,我就离家出走。1939年我在新港镇一家饭店干杂工,后经堂兄介绍到了一支国民党地方武装当兵。     

父亲马烽和他的《刘胡兰传》

正我父亲马烽着手写《刘胡兰传》时,我还是个没到上幼儿园年龄的黄毛丫头,关于这本书的台前幕后,是我懂事后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或我的所见所闻中断断续续得到的。我上小学时,每逢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有一年学校决定去文水县云周西村为女英雄刘胡兰烈士扫墓。老师提前几天就已布置,每位同学都要为烈士     

东拉西扯话苦乐

如果说人生旅途有很多十字路口,那么,大学毕业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当时,我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留校任教,走治学做学问的路子;二是考研继续深造,等硕士学位拿上再做抉择。在老师和同学们看来,无论哪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都挺合适。然而,命运之神却偏偏跟我开了一个玩笑,系上公布的毕业分配方案上,我的名字与省委宣传部联系在了一起。就这样,我干上了宣传工作,屈指算来,至今已21年了。     

英雄浩歌当长吟——回忆雷锋二三事

我已年过半百,可是一直到今天,同雷锋同志的一段朝夕相处,一起工作、学习、生活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这段生活虽已过去35年,可是,它却象镂刻在我心上的一幅精美的艺术品,时刻给我以美的享受;它也象个神奇的发动机,不断给我以前进的动力。苦,我不怕长沙北去60华里有个高塘岭,五十年代初,那里没有高楼,没有公路,也没有象样的工厂,中共望城县委机关就建在那片荒山上。     

珍惜生活

尽管十五年的学生生涯中一直饱受拮据之苦,但象今年放暑假时那样狼狈还是头一次。下了火车去买汽车票时,我才明白贼是世界上最可恶的人。放假前只剩下路费。几年来一道是这样,我已习以为常。可眼下汽车票和车站上的充饥没有着落。我真的有点不知所措。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而滴水未进,我又一次与“饥饿”神兄有缘。我不禁又想起了挨过饿的高中生活,随后也只能是一声叹息:“唉,生活……”车站上就有一家小吃     

风雨人生伴书行

有人嗜好在杯盏交错、灯红酒绿中推天度日,有人痴迷在麻将桌上昼夜鏖战虚度光阴,也有人伴着日落星沉在碌碌无为中穷尽人生。我的人生旅途已走过半个世纪,人生的行囊装满了沉甸甸的图书。伴着读书,我走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扑在书本上,我就像饿汉扑在面包上。我在书的海洋里劈波畅游,在书山的小径上奋力攀登,在知识的宝库中尽情徜徉,一生与图书结下不解之缘。     

“我光荣退休了!”

“文书记，今天我想再次听一下你对这次村级换届的真实想法。”“上次你到我们村搞调研时，我就说了，今年我都65岁了，根据上级文件规定，我已超龄了，组织上信任我，依目前我的身体状况还是可以继续干一届，但不利于年轻人成长，我请求组织允许我光荣退休。”     

奔向革命圣地——忆延安之行

1 参加革命前我的名字叫李忠靖,1915年阴历初六,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大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受爷爷、父亲的影响,我对日本从小就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革命领路人的指点和全国形势的影响,我自然而然地投入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中。 1935年秋,我正好20周岁,一年前已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     

领导自拟提纲讲话好

报载，云南省计划生育会议上，省委书记令狐安讲话时的开场白骤然把大家疲惫的神经激了一下。他说：“省计生委给我拟的讲话稿你们都看见了，我再念一遍已没有必要，我就用自己的话讲一讲具体意见。”他讲话结束时掌声持续数分钟。无独有偶，日前又有报载，江苏盐都县委倡...     

根深叶茂育新芽——写在《兵团工运》创刊200期之际

初识《兵团工运》是在十多年前我刚踏上宣传岗位之时,因为怯于手拙不知如何下笔,更担心写不出好的稿子。一天,在师新闻界已颇具名气的宣传科长李维爱递给我几本《兵团工运》并说:“这是咱兵团自己的杂志,看看别人咋写的。只要用心准能上稿。我的第一篇稿件就发表在这本杂志上。”当时的《兵团工运》,页码虽然不多,纸张     

沪宁的狱中斗争

第二次被捕 1932年11月间的一天,我任在上海四马路行走时,发现叛徒小施在盯我的梢。小施为化名,真名不知道。他是浙江人、小日脸。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曾任过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或巡视员,在1932年4月前叛变了。他曾领导过我。 12月31日,我在外白渡桥乘小船去浦东。小船划到江心,我突然发现有两只小船尾追而来,船刚靠近,就有两个家伙跳上我乘的小船,二话没讲,就命令小船往回划。这时岸上已聚集着一堆一堆的人,其中有“西捕”(租界     

背篓里的凤凰古城

颠簸了一天，浑身酸软无力，几口酒下肚，困意就围上来了。一觉醒来，发觉天已放亮。窗外，朦胧的晨曦里，沱江两岸的河堤上，早起的人们，已在来往。我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冲出旅馆，想抢在同伴们起床前，把古城走遍。     

“打扒”警花于晓明

"我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一下旁边几个假装若无其事的贼,就等抓他们现行。当其中一个贼的手往下一沉,我知道他们得手了。说时迟那时快,我大喊一声‘我是警察’,瞧准那个1.8米高的贼,蹿上去,一锁脖,拿胯一顶就把他摁在了车厢地板上。我从警15年,其中8年是专门在公交车上打击偷窃。至今,已累计抓获扒手超过800个……"讲述这段精彩"打扒"故事的女警察,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反扒大队探长、市巾帼十杰、优秀党员于晓明。一个失窃农民的哭诉让她选择了"打扒"1990年,在警校学习的于晓明被分到当时的北京公交分局刑警一队实习,这是一支专门在公交车上打击扒手的队伍。这活儿对初穿警服的于晓明来说是件既刺激又有趣的事情,然而师傅给她讲的一件事,像一幅     

忆彭明先生——三次五四纪念中的丰采与范老的师道学风

正彭明先生逝世已五年多了。2008年3月下旬,张静如先生来电话告诉我,彭先生因胃癌在北医三院已做过手术,现住在中日友好医院的中医病房。我记下病房号,第二天就去看他。他精神虽不如过去,但仍谈笑风生。我本以为不久他就会康复,谁知6月27日竟传来噩耗,而我与先生的这一次见面,竟成了永诀。     

我们到什么时候才说话

一位名叫马丁的德国新教父在美国波士顿的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留下一段话:“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我看了之后,很震动。 国人是最推崇不说话的,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明哲保身的观念从小就根深蒂固了。再说,历史上祸从口出的事例显然足够让人吸取教训,所以,中国正直的家长     

我的离休生活

人生一世，是与各种苦难斗争的一世，每战胜一次苦难，就取得一次经验。我是河北省邯郸专区山低村人，童年时代，天灾敌祸，连年灾荒，日本鬼子常来烧杀抢掠，村里饿死者有之，被杀者有之，我是幸运者，故而乐。1944年我已16岁。中秋时节，鬼子夜袭我村，天亮时我被近10个鬼子堵住，相距只3米，我机智跳地洞逃脱。想起此景，心中就乐。抗日和解放战争几次险情，我都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广播和扩音用机器，有幸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