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发言摘要

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总结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经验,部署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北京市司法局、吉林省司法厅、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司法厅、浙江省公安厅、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北省司法厅等7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介绍了他们在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的经验。本刊摘要刊登他们的经验材料,作为交流的平台,为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一些经验做法和理论支持。     

探索构建社区矫正五大工作机制

规范是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本质要求，创新是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核心动力。十年来，马鞍山市司法局紧紧围绕“保障监管安全、提高矫正质量、促进社会和谐”这一主旨，在规范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产生了诸多典型工作方法，出台了系统的规范性制度，受到省司法厅的肯定并在全省推广。全国人大社区矫正立法调研组、省市多位领导、省内外多个地市同行分别调研考察了我市社区矫正工作并给予高度评价。2009年全国第一次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我市作了经验交流。2013年12月，包括人民网、新华网、中央国际广播电台等媒体组成的中央外宣记者团集中采访报道了我市社区矫正工作。2014年，我市又先后在全省社区矫正中心建设及运行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社区矫正工作会议上作了交流发言。截至2014年底，我市三县三区共接收社区服刑人员7496人，解除矫正5834人。目前，全市共有社区服刑人员1662人。     

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问题研究

正社区矫正场所是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在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和全面施行的实践中,社区矫正场所为各项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使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各地对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在社区矫正试行十年,我国社区矫正法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论证、制定之际,有必要对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情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研讨,提出我国社区矫正场所建设模式的意见。     

恢复性司法视域下社会力量参与社区轿正问题研究

2019年12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自2020年7月1日起实施,这意味着我国社区矫正司法实践迈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2003年社区矫正试点以来,我国社区矫正实践先后经历了社区矫正的扩大试点、社区矫正的全国推行、社区矫正制度写入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以及出台《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直至近期颁布正式法典,社区矫正在我国已经进入了第十七个年头。据官方统计,目前,全国累计接受社区矫正对象达到478万,累计解除矫正对象411万。     

在社区矫正中加强社区建设的思考

社区矫正强调矫正实施的社区性。这意味着，执行社区矫正计划的场所是在社区之中，犯罪人可以在自己居住或者长期居留的社区环境中参与社区矫正计划，完成社区矫正计划指定或决定的义务。那么，处于社区矫正试点中的我国社区，为承担起执行社区矫正计划的场所的“重任”准备好了吗？最近，笔者带着这个问题考察了正在社区矫正试点的部分社区，试图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

社区矫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实践。在社区矫正发展过程中,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法律监督,有力推动了作进程,但由于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起步比较晚,一些制度机制还不健全,导致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出现一些问题。本文以社区矫正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主线,分析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作了一些思考。     

论社区矫正工作者的角色

社区矫正工作者是社会工作者中重要构成部分,随着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开展而应运而生。为了进一步推进社区矫正的发展,必须通过不断引入专业人员,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提供人力上的准备。社区矫正工作者是社区矫正的主力军,如何确定其角色,明确其在社区矫正乃至在整个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地位,是能否建立起高素质社区矫正工作者专业队伍的前提。社区矫正工作作为社会系统工程,具有多样化、复杂性、艰巨性,它决定了矫正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的内涵的丰富性、具体内容的多元性。社区矫正工作者必须具有优良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其角色期待,适应社区矫正职业专业化需要,发挥应有的作用。     

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

自2003年以来,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我国广泛开展,初步形成了社区矫正制度.很多省市采纳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助推社区矫正,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如何厘清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地位和作用,直接关系到社会力量介入社区矫正的方式和效果.本文通过分析社区矫正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对社会工作在社区矫正中的定位进行了探讨.     

我国社区矫正操作规程研究

操作规程是决定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重要条件。我国(上海)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招募和社区矫正工作规程方面已经构建了一套基本制度和办法,但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执法资格和社会定位、社区矫正的风险评估、行政奖惩与司法奖惩协调、社会资源利用、地区差异对社区矫正操作规程的差别要求、流动人口的社区矫正以及如何进行分类教育、区别管理和心理矫治等方面存在问题,需要通过建立社区矫正官制度、社区矫正风险评估制度等措施加以解决。     

社区矫正中心全覆盖出实效

社区矫正中心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和帮困扶助的平台。2013年,安微省滁州市以全省社区矫正示范创建活动为契机,强力加以推进,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社区矫正中心全覆盖。全市社区矫正中心总建筑面积3350平方米,建设总投资394万元,设备总投资195万元。全国人大社区矫正立法调研组来滁州调研时,对滁州市社区矫正工作表示认可,尤其对滁州社区矫正中心的信息化应用和心理矫治等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