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问题——兼论“研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我国以往混淆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研究对象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马克思经济学根本的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抽象法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研究方法,而是所有科学的一般方法和要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只是其叙述方法;《资本论》三卷或四卷并不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全部体系和内容,只是马克思完整计划的一部分,很多问题马克思还未及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将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学问,而应该理解为一种"研究范式"。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应该大力扩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致力于对马克思经济学原来未曾解释的问题的研究。     

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必须回到马克思

对待马克思经济学,必须在科学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正确发展.在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对象问题上的争论中,应该回到马克思,回到对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上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是在历史、理论和现实统一中的辨证法;马克思经济学结构是一个开放、动态、科学的体系,对其研究要避免"过时论"和"贵族化"两种错误倾向.     

关于经济哲学理论问题若干观点的综述

本文就经济哲学的三个问题作了综述.一、关于经济学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由于经济学的数学化,使人认为经济学属自然科学,但实践使人们认识到数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学的全部问题,经济学是一门既具自然科学又具社会科学的学科.二、关于"经济学帝国主义"的问题.其实质是各学科方法论相互渗透,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是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三、关于道德和经济关系的问题.从产权理论的角度,说明道德有经济的效用,但道德不仅仅只有经济的效用,它是社会生命的意义所在,反映了义利关系的复杂性.     

论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学习和运用马克思经济学，最重要的是掌握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方法，作为完整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矛盾分析、中介分析、抽象和具体、分析和综合、逻辑和历史等五种相互联系的研究方法。马克思经济学是 130多年前创立的，其中有些个别结论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现在看来已经不适用了。但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分析工具。我们不仅应该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而不是个别的结论去分析现实问题和理论的争论，而且应该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和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研究和发展。     

试论“砸碎三个锁链”思想到“三个文明”建设思想的发展

150多年前,革命导师马克思提出了"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的论断,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内容.如何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砸碎政治、经济和精神三个锁链,这既是一个理论性问题,又是一个实践性问题,为此,各国无产阶级开始了各自的探索.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个文明"建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砸碎三个锁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认识

马克思主义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它只是概念性的了解,比较模糊.李大钊在1918年7月写的文章,也只是停留在歌颂十月革命、马列主义的范畴,而没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理论介绍.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的宣传、评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李大钊指出当时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而马克思主义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鼻祖,从而首先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然后李大钊对马克思的学说体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理论可以分为三部分: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经济论(也称资本主义经济论)、政策论(也称社会主义运动论).要研究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就不能离开他的唯物史观--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他的三部理论互不可分,而阶级竞争便是从根本上联络这三大原理的一条金线.李大钊分别阐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最早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呈现给中国人民.     

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人学的关系——兼论经济基础理论课教学改革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建立在深厚的人学基础上的,这一重要理论逻辑和史实却往往为后人所忽视.忽视"人"的经济学教学研究和经济发展都存在许多弊端.因此,应当根据马克思的"自由人"发展理论来确定经济基础理论课教学改革的方向和原则.首先要贯彻人的主体性思想原则,其次要科学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的层次性,最后要坚持克服片面理解和灌输"经济人"思想的倾向.     

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演化经济学普遍认同马克思经济理论是演化的.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主要阐述生产方式从最简单演化为复杂的过程,包括生产力(技术层面)和生产关系(制度层面)的演化过程,以及对上层建筑演化的决定作用.生产方式演化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取决于生产要素职能的演替.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已经从最简单的劳动生产方式演化为复杂的资本生产方式,正在向着更为复杂的知识生产方式演化.马克思重点阐述了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而演化经济学重点阐述的是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演化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在经历劳动生产方式向资本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生产方式向知识生产方式的双重演化.借助于演化经济学重新阐发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不仅是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双重视野及其融合

马克思研究经济学时,不是单纯地就经济学而研究经济学,而是把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从经验的经济学内容走向超验的哲学思考,体现出一个双向建构的双重视野.他的经济学研究,以人及其二重化存在为基点,从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的双重视野出发,既研究了经济学视野中的经验层面,更揭示了经济学经验层面背后的超验层面的哲学内容;马克思写<经济学手稿>,表面上是研究经验层面的经济学问题,实际上是研究人的历史发展走向这一超验层面的问题.马克思在他的实践观点中实现了经验和超验这种双重视野的融合,马克思在关于人的发展理论与共产主义实践关系的论述中也始终体现着这种双重视野的融合.     

重构“现实”:马克思幸福哲学的古典经济学渊源及其超越

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结构上质的差异是古典经济学"现实"幸福观的出场契机,也是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对幸福内涵理解不同的根源所在。以既定的经济事实为研究对象,古典经济学实现了对"社会"范畴理解上的先验维度到经验维度的转变,这为马克思幸福哲学走向现实提供了必要的切入点,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总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层面上予以把握。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现实"幸福观的批判性继承,马克思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获得了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辩证的、总体的理解,从而为"改变世界"的幸福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