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范概念的逻辑分析

<正> 法律是人们行为的规范。它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应当作什么”,“禁止做什么”和“允许做什么”,从而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一定的准则和模式。显然,在法律规范中,“应当”、“禁止”、“可以”、“允许”等等逻辑上称谓的规范概念是最重要和关键性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对区别不同法律规范的性质和种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这些规范概念进行必要的逻辑分析,不但可使人们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而且也为我们的立法工作更恰当地使用这些概念提供必要的逻辑理论基础。为此,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模式与伽利略科学认识思想的比较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科学认识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伽利略是近代科学认识思想的早期主要代表人物,通过比较两者的科学认识思想,揭示出科学认识思想的发展和进步。     

主观证明责任逻辑的中国解释

主观证明责任逻辑在我国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其影响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这可归结为六个因素:一是民事诉讼过程的行为特征;二是举证汉语表述的行为倾向;三是作为客观证明责任前提的事实真伪不明在主观证明责任逻辑中可以被省略;四是主观证明责任逻辑可与客观真实理念和平共处;五是主观证明责任逻辑是职权主义模式选择的产物;六是我们对客观证明责任逻辑的认识偏差导致其功能被低估。     

中国司法鉴定历史文化的发展

司法鉴定被社会公众认知的过程是一个从盲信到理性思考再到科学认识的历史过程.受民族文化的影响,我国司法鉴定文化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近现代社会的价值内核分别体现为“神权”、“官权”和“民权”.我国司法鉴定文化的历史演变是社会民众认知能力提升的历史必然,也反映了我国司法鉴定在不同时代的价值核心与灵魂.     

法系·法文化·法逻辑

<正> 法系在比较法律文化中总是居于某种比较中心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通过长期的文化积淀向人们揭示了不同法律文化所特有的价值取向,而且还通过显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法律文化现象和法律逻辑结构,昭示了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所赖以生成的有机条件,从而使我们透过表面上纷繁复杂的法律文化现象以及往往杂陈偏见的法律观念背后,紧紧抓住文化的本质因素,探寻潜藏在文化中的法律精神。比较的实质即在于此。法系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思维领域。为了比较上的方便,我们仅限于探讨人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一些情况。一在阅读有关比较法文献时,人们通常获得如下概念:普通法的要素是判例;大陆法系具有理性主义精神;法国最高上诉法院用一句话确定判决,普通法的判决精心制作且无所不包;英国法令采用限制性解释,等等。从比较法学的真正要义出发,这种关于法系间差异的残缺理解必须置身于它特有的法律文化氛围以及和一定的逻辑推演结构(法系内部的逻辑结构)相联系,才能获得完整的解释。     

现代律师的宪法地位和法治角色

律师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群体,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本文从律师的职业特征入手,重点探讨律师的宪法地位与法治角色问题,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将直接关系到人们对律师职业的科学认识,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实际。     

法律与国民

<正> 关心现代化事业的国人在急切盼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加速进程时,日益感到我们的法律处于滞后状态,这种状态严重阻碍了改革的进程,并有使改革的既得成果随时遭到毁灭的危险。热情的人们于是把冷静的眼光集中到法制现代化问题上来了。对法律现代化问题的思考,促使人们认识到,我们所希     

略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自主性发展

法制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是中国法制发展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在当代中国,西方法学也一直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我们在世界法制现代化的舞台上同样缺少“话语权”。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制现代化自主性发展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超越狭隘的东西方主义模式观,找出一条与我国传统、条件相契合,能够反映中国特点和民族精神的,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自主性的法制现代化之路,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公安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必须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

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逻辑的真理性是需要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证明的。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资本论》是“按照历史”又“按照逻辑”的方法写成的。深化和发展公安学基础理论,应当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结合。不熟悉公安史不仅制约了公安学的发展,也将影响对公安工作一些重大是非的科学认识。公安学与公安学基础理论是公安学中关系最密切的基础学科,应当比翼双飞。     

犯罪功能论再考——一个对迪尔凯姆犯罪概念的语义与逻辑分析

近来读书,读到不少关于犯罪功能的论述,强调犯罪除了具有人们普遍认同的社会危害性,还对社会发展存在一定益处。从常理上讲,对于有益的事物,我们则不必去根除,完全可以在对我们有利的范围内有意保留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犯罪。这样我们的刑事政策似乎可以修正为一方面打击犯罪,一方     

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具有实质区别的两个范畴.割裂二者关系会阻碍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的科学认识.从诉讼制度史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制度源于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配置所采取的立法态度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法对这一问题的立法趋向.在合理吸收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一般原则的相关配置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行政诉讼的自身属性,突破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模式,采取了"被告负举证责任"的配置规则.从行政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两个领域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予以考量是科学认识并掌握其运行机制的最有效路径.     

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

儒家和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直接对立的两个学派,也是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影响最久远、最深刻的两个学派.儒家主张的礼和法家主张的法,是两派对立的核心内容.后人在论及儒法两家的主张时,有的总是过于注重它们对立的、差异性的一面,而往往忽视它们之间在实质问题上的某些共同性的、相似的东西.所谓“批儒评法”斗争,更将此倾向发展到极端,严重地影响了人们对儒法两家的科学认识.本文拟从法律思想史角度来探讨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的异同,对进一步肃清“批儒评法”给     

司法判决中的逻辑模式

司法判决的逻辑模式主要是:司法三段论、肯定式、一阶谓词逻辑模式。法学界对此存在一些批评,认为以往模式建构司法判决推理是不适当的,并且制约其他模式的发展。本文拟在分析法律规范及司法判决特点的基础上,找出争议点,对以往的评价作出相关澄清与归纳。     

多极世界和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在人类社会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社会的实践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国际大家庭的行动准则和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发展是密切联系的. 在上一世纪里,世界政治和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类经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并经历了由一国到数国再由高潮到低潮的历史性转变.     

自然的权利:生成逻辑及其实质

自然的权利是当代生态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自然的权利的真正内涵在于指称自然物正当的利益,其中包含了人的尺度。这是人类面对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然应当采取的态度。动物权利论从生命主体的特征出发将权利的主体扩大到动物。由人的权利的演进历程出发,用类比的方式将这一历程发散到动物权利的实现过程。自然的权利有其特定的生成理路与内涵。其中,"利益共同体"是自然的权利存在的事实基础,构成自然的权利成立的必要条件。权利历史生成的逻辑为自然的权利提供了生成路径,是自然的权利成立的充分条件。可见,自然的权利的实质在于引导人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并用以规约人类权利的滥用,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     

中外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及比较研究

行政法是国家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行政法治是当代政府的重大课题.现在人们使用行政法这一概念是指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法,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产物,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行政法体系中,行政法大体可分为大陆模式、英美模式和混合模式,而从中外行政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外行政法日趋融合.因此,对我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和外国行政法的历史发展进行有序梳理,从而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推动中外行政法的相辅发展意义重大.     

“网络化身权”之反思

网络这一虚拟空间带给人们的绝不仅仅是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新的名词和概念渐渐丰富着我们的词典.与此同时,人们也在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些新事物带来的问题,怎样对其进行良好的规范,以使其顺应社会,沿着健康的轨迹发展."网络化身权"就是随之产生的无数新生事物之一,而人们亦在思考现实的法律如何对其进行规制,且不说最终可能建立怎样的法律框架,这种思考和探索行为本身就是极具意义的.     

中国人人情法则的运行模式

在中国人的社会交往中,人情是极为普遍的概念。中国人人情法则的运行,遵循的是一种施报规范。其中情感性关系是施不望报,工具性关系是不施望报,而混合性关系则是施报相等或报大于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也会遇到人情困境与规避的问题。对中国人人情法则的运行模式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人心理与行为。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70年关系的发展历程

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的两种重要制度依托。然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任务和制度环境直接决定着人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理解认知,并体现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定位及相互关系之中。大体而言,由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产阶级专政是主线,巩固政权的需要推动党的政策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强有力的工具;由改革开放到依法治国,经济建设是中心,制度供给的需求促成国家法律成为重要治理方式;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规范转化和逻辑交融成为国家治理的时代主题。从"政策本身就是法"到"党的政策指导国家法律制定运行",反映出人们对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关系的科学认识和解读;从主要依靠政策治理国家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表现了党对国家治理的新思维、新理念、新方略。与此同时,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关系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与实践逻辑相吻合的理论演进过程。     

从“法与哲学”到“法哲学”的思考

从最初统领一切的哲学领域分离出独立的法学学科,是人类科学认识的一种进步。从法学再到法哲学,更是在哲学思辨下对法的一种认识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