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的反腐败工作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反腐败方面具有规定内容广泛、强调国际协作等特点,我国作为《公约》的缔约国,应根据《公约》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国反腐败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制度,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与国际反腐败工作衔接,加大对腐败的惩罚力度。     

余振东：首个被押解回国的外逃贪官

2005年4月16日，中国警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对被美国警方押送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原中国银行广东省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执行逮捕。这是第一个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006年3月31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余振东贪污、挪用公款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被告人余振东有期徒刑12年，并处没收其个人财产100万元。     

“国际反腐日”是哪一天？

12月9日是国际反腐败日。每年的这一天，联合国都会呼吁世界各国举行相关宣传活动，倡导“帮助消除腐败是每个人应尽职责”的理念。     

打击跨国犯罪：反腐全球化的新趋势

2000年11月15日，在第55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项《公约》于2003年9月29日生效。2000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签署了这一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推定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推定制度是一项打击腐败犯罪的有力措施,属于针对缔约国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在刑法中确立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适当降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故意、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以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推定制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的推定制度是一项打击腐败犯罪的有力措施,并且属于针对缔约国的强制性要求。作为公约缔约国,我国应当履行条约义务,借鉴公约的有关规定,在刑法中确立针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推定制度,以降低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故意、明知、非法占有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明难度,更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促进廉政建设。     

2003年反腐的“九个第一”

1.第一次提出建立制度反腐体系 吴官正同志主持中央纪委工作以来,在过去反腐败的三项工作格局(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不正之风)和两道防线(思想道德防线、党纪国法防线)的基础上,多次强调“要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     

举世瞩目的全球变暖问题

2005年12月上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1次缔约方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来自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共同探讨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从而使其成为自1997年产生《京都议定书》的京都大会后全球最大和最重要的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会议。     

不治腐必致乱——2011年全球反腐热点综述

2011年的国际政治形势风云激荡,地区冲突不断升级。而国际社会的反腐形势也是空前严峻,少数国家的腐败甚至影响到了政权的稳定。各国也更加注重反腐长效机制的建设,更加注重国家间治腐的交流、共享与协作,对一些腐败顽症,不断探索解决方案。     

反贿赂立法须革除的陈旧观念

我国已经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必然产生其国内法与《公约》对接的国际义务,《公约》对中国现行的《刑法》体系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对照《公约》,笔者认为,我国的反贿赂立法应该更新几个观念。一是要革除“以事定贿”的观念。根据《公约》规定,只要索取或     

治理腐败 各国有侧重：俄罗斯：立法对受贿进行重罚

早在2003年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认为,腐败与恐怖主义、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一样,是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腐败缘自贪欲,其本质是为了满足贪欲而公权私用。反腐败,就是要让公权的运用放到阳光下面,实行权力运行透明化。本刊特推出一些国家反腐败斗争的最新动态,请读者关注。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立法建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可分为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和外围层,主要存在尚未完全整体化、尚未完全科学化、尚未完全规范化等不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的罪名界定具有全面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认识具有科学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规定具有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尽快实现国际化和现化代,进一步扩大贿赂的主体范围、内容范围和方式范围,健全法律责任体系,加快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     

反商业贿赂如何借助“外脑”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整个反腐败斗争部署的一部分,我国也开展了一定的治理商业贿赂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迄今为止的部署和对策,还不能确保成功治理商业贿赂。应当说,在反商业贿赂方面,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很多。既有国际层面的,也有国家层面的。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而美国的《海外反腐败法》则是治理商业贿赂最严厉的法律之一,我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有相关规定。我们试以相关法律为借鉴对象,探究我国当前治理商业贿赂中存在的问题。商业贿赂的定义和范围之差异目前,我国反商业贿赂法律…     

预防与惩治公职人员海外洗钱的若干对策

台湾地区陈水扁海外洗钱案一直是海峡两岸共同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我国内地公职人员向海外洗钱的案例也是举不胜举。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解释,公职人员“可以指依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或者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人员。”而公职人员可能会为个人或相关的个体谋取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这种行为就是腐败。腐败过程中往往产生收益。     

以公约视角重构贿赂犯罪立法规制

日前,在一场纪念新刑法典颁行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人士热烈讨论了刑法修改的问题,其中有关受贿罪的条款成为焦点。据了解,《刑法修正案》(七)的内容将涉及有关受贿罪的条文,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是一个重要动因。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然要求

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目前正式揭牌，现年59岁的监察部部长马驶出任该局首任局长。马驳近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预防腐败工作。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科学判断形势，为深入推进预防腐败工作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坚持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需要，是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需要，是中国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专家析“两高”新罪名：剑指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

＂正式将该罪罪名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的‘影响力交易’保持一致,也反映出这一犯罪行为与其他贿赂犯罪的根本区别。＂著名刑法学家、中国法学会刑法学会会长赵秉志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清廉需要基层权力的民主化建设

腐败已成社会一大公害，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概莫能外。反腐倡廉已成为世界性趋势和共识。2003年10月31日，第五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6年10月22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在我国，从中国共产党诞生时起，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就伴随党的成长而不断发展，在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