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员要能审

编辑同志: 不久前,与一位担任法院人民陪审员的同志谈及一些案件的审理和判决,出乎意料的是,那位人民陪审员的法律法规知识竟十分贫乏,甚至连一些简单的法律常识也不太懂。后来,一位法院的同志告诉我,这还不是个别现象,有不少人民陪审员的法律水平及知识水平都不高。 陪审员是陪同法官一起审理案件的,理应     

应当制定《人民陪审员法》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种缺憾在诉讼中实行陪审制度是各国诉讼法的共同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此都作了规定。实行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和司法为民的体现,有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实现,是司法与社会公众建立联系的桥梁,对普通公民而言,也是生动的法制宣传教育过程。当然,陪审制度也有其弊端,如诉讼成本加大、诉讼过程延长,尤其是,如果陪审员不能有效地行使职能,还给人以一种形式主义、陪而不审的印象。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对陪审员制…     

陈红，杨爱平：司法公正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是为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创设的一项审判制度，但这一制度目前尚存在着许多缺陷：一是人民陪审员准入门槛太低，难以满足正确理解使用法律、实现公正裁判的审判要求；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随机抽取机制缺乏可操作性；四是“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十分普遍。     

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人民联审员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1999年10月《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将“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列入法院发展的规划之中；2000年10月全国人大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本文拟通过对审判权与陪审权相互关系的解析，从司法体制的角度来探讨人民陪审制的改革与完善，以期对这一制度的发展有所裨益。     

陪审团制度的合理价值与借鉴——从辛普森案到弗格森镇案的启示

陪审团制度具有在诉讼中引入社会认同价值、推进审判中心主义、保障审判权独立行使等合理价值,这些合理价值对于我国陪审制度改革存在积极的借鉴作用。我国的陪审制度改革应当在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以推进司法公正为目标,保障人民陪审员的独立性和陪审权利的落实,并适当扩大人民陪审员制度的适用范围。     

司法民主化视野下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完善

司法公正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及四中全会之后我国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手段就是司法民主。而司法民主化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最重要的表现形式即为人民陪审员制度。最高法院在司法改革的纲要中提出了完善现有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要求。本文试从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司法民主的关联性出发,对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阐释,进而探索解决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有效途径,以期对司法实践的需求予以回应。     

对我国陪审制度的思考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为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通过司法民主方式达到司法公正目的一种司法实践。人民陪审员参与庭审活动,行使以认定案件事实、正确使用法律为内容的审判权是普通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方式。这一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地去强化、完善,才能有效地带来更大程度上的司法民主,促进司法的公正与效率。     

职能特征视角下“混编混岗”的配置样态、效果与省思——基于广东D市的多案例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少事多”的矛盾普遍存在于基层治理过程中,经验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通过编内与编外人员的混合使用,形成了“混编混岗”的新形态。基于服务性与行政性二维职能特征的视角,结合广东省D市下辖若干镇政府的多案例为研究对象,辩证解读基层政府混编混岗的运行模式可以发现,编外人员与编内人员共同完成组织任务,通过“补充公共服务力量”“行政岗位与业务替代”和“灵活调动和统筹使用”的途径再造了基层政府的灵活性。与此同时,“混编混岗”隐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规则的张力,面临“非规则化”“低专业性”以及“不平衡性”的困境,亟需规范化引导以及制度化管理,避免陷入“规模之累”。     

关于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调研报告

陪审制度是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民主形式,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途径,曾经对我国的审判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实践的运行,陪审制度暴露出多方面的缺陷,效能不彰.陪审制度何去何从,成为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关注的焦点.主要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最新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系统地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问题,深入地剖析存在问题的各种原因,抓住具体制度安排的内在逻辑矛盾,从价值期望和制度安排两个层面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改革和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使这一重要司法制度的内部制度安排更加和谐,功能界定更加科学,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适应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     

农村基层治理:科层制抑或反科层化?——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的调研分析

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级政府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抓手。以“包发展、包党建、包稳定”为主导的联镇包村制度是地方政府回应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在制度运行中显现出如下特点:组织高层依赖权威治理,化解政策执行阻力;委派单位依赖代理治理,缓和基层社会矛盾;驻村干部依赖指标治理,提高主体责任意识的科层制路径依赖特性。在压力型体制下,不同行动者的行动逻辑显现出差异化:组织高层由“权威动员”向“参与互动”转变;委派单位由“分利失序”向“合作共治”转变;驻村干部由“被动回应”向“主动服务”转变。这种反科层化的运作方式推动联镇包村制度运行,以此提升基层自治组织的治理能力,进而推动农村基层走向“善治”。     

基层治理视角下的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研究——以机构改革后湖北省W市13个区的市场监管局为样本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基层治理视角审视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以新一轮机构改革之后湖北省W市13个区市场监管局实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为样本,调研后发现,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面临行政执法“弱化”和行政管理与服务“不足”的新挑战。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保护能力需要以作为一种理念的“知识产权国家治理体系”为指导,确立以多主体参与、多环节协调为核心要义的治理理念;并通过制度创设来实现:规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技术调查官制度,并创新落实上级行政机关的指导协调职责,还需要为基层市场监管局明确界分与强化行政奖励、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资助和行政预警等行政方式来提升基层知识产权行政管理和服务能力。     

党日活动要有“党味”

固定每月的某一天为“党员活动日”,把党员组织在一起开展活动,是基层党支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加强党员教育管理和组织建设,保证基层党支部组织生活正常化的一种有效载体。然而,目前有一些基层党支部党日活动“党味”不浓,内容跑题,形式走样,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味不浓,少数党员对     

人民陪审员尴尬前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实现司法民主、维护司法公正、追求宪政文明的必然产物。为使这项制度真正成为司法亲民的纽带,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更应引起关注。     

化解基层矛盾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

基层干部是基层矛盾的化解者,但某些基层干部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矛盾引发者的角色,其化解矛盾工作变成了是“解铃系铃”的事情;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的两个罅漏,客观上助长了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产生,成为导致农村“两委”矛盾的一个根源;化解基层矛盾的经济、法制和思想教育等手段不同程度的缺失,削弱了化解基层矛盾的效力。在基层政府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上,制度设计的“指导—协助”型扭曲为现实的“领导—服从”型,导致基层吸纳和化解矛盾的功能削弱。     

治理视域下“第一书记”扶贫制度的实践机制与完善路径——基于赣南G村的田野调查

“第一书记”制度是传统时期干部下乡制度的延续。在扶贫阶段,主要从资源的视角对“第一书记”制度展开研究,在治理转型的背景下,从治理的视角重新定位和阐释“第一书记”制度的实践逻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治理视角强调“第一书记”制度作为一套新的治理体系,发挥资源输入、组织培育、制度引入和文化建设等多元治理功能,其实践逻辑表现为角色定位清晰化、功能发挥多元化、职责边界有限化。“第一书记”制度应该从顶层设计、基层组织和村庄社会这三个层面来完善。为进一步激励制度活力“第一书记”制度与基层治理现代化之间有着内在衔接性,表现在其与转型社会的契合性和与治理现代化的亲和性两方面。由此,“第一书记”制度和第一书记可以作为国家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制度载体和治理抓手,在国家治理和乡村治理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党的基层执政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基层执政:党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我国,基层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低一级的国家政权机关;二是指包括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发生最直接联系的基础性社会体系。具体而言,后者的“基础性社会体系”因为接近原子化状态,在学术研究中也被称之为“革根”,担负着联系普通民众的重任;而基层的政权机关在城市地区是指那些不设区的市、市辖区的人民代表大     

论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废止

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中国式的陪审制度,其承载着厚重的期望,但是多年来的实施情况却难如人意.尽管2004年8月颁布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试图通过技术上的完善改变这种局面,但因这种中国式陪审不符合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和国民心理,自身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其必要性和移植成功的可能性也大有可疑,因此予以废止才是正确的选择.     

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城乡比较——基于场域理论的分析

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经验,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仍面临适应性困境。为应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变迁,“枫桥经验”正在积极顺应城市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治理内涵、治理空间、治理功能上不断拓展完善。基于场域理论,从治理资源、关系结构、治理空间、制度供给的角度界定城市和乡村基层治理中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适用差异,进而提出新时代在城市基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的优化路径,以期在新时代创新发展“枫桥经验”,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党“误”公开叫好

近闻,不久前湖北省枣阳市选择了10个有代表性的基层党组织试行党“误”公开制度,要求各基层党组织在党务、政务公开栏中专辟党“误”公开栏和整改“回音壁”,让党员、群众以记名或不记名的方式,将本单位党组织党务决策中的失误和不足在党“误”公开栏中“亮相”,并让党组织把整改的具体情况在整改“回音壁”中公开,接受党员、群众的监督。笔者不禁为之叫好!好就好在:其一,主动公开党“误”,显示了党组织敢于承认失误、勇于纠正错误的宽广胸怀,有利于提升党员、群众对党的信任和党在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立法思考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审判制度。自50年代实行以来。对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产生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逐步健全和社会对人民法院司法水平要求的提高，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的缺陷以及自身的各种弊端也正日益暴露出来。我们应当正视和正确分析这些弊端，兴利除弊，对之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