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全球化演变背景下的G20主权债务综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国际发展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管控和治理再次被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继续扩张,伴随南北力量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传统的对外债权规模明显收缩,新兴经济体对主权国家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发达经济体仍掌握着主要债务货币发行权,仍拥有最强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其超常规货币政策驱使最贫困国家大举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融资,使发达经济体的债权人地位和影响力以另一种形态延伸。当前的G20主权债务合作表明,新兴与传统债权国就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处置开展协调具有建设性意义,但过分聚焦新兴经济体减债,淡化流动性救助及债务源头和私人部门治理,并以债务透明度取代发展政策有效性关切,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传统债权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基于金融全球化合作和公平责任的要求,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在G20框架下与新兴债权国合作,共同撬动私人部门合作,综合开展主权债务危机预防和控制治理。     

G20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

正自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以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尽管如此,受七国集团(G7)阻挠等因素影响,G20在治理内容、合法性及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作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应积极推动G20转型发展。     

G7／G8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功能演变和制度缺陷

全球能源治理在G7／G8的历史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回顾了过去三十五年能源问题在G7／G8议程设置中的地位和发展变化规律，重点分析了2005年以来能源问题发展的新趋势和G8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新动向。尽管G8的确呈现了全球能源治理的价值，但由于其固有的缺陷与不足，G8的全球能源治理行动难以收到预期成效。G8缺乏引导全球能源治理的影响力。     

中国参与G20全球能源治理的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碎片化状态,缺少全球性和综合性的能源治理机制。近年来,G20不断扩大和深化对全球能源问题的关注,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应对全球能源治理难题提供了权威平台。G20是中国首次以创始国成员和核心国成员身份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为中国提高全球能源治理领导力提供了重要契机和组织形式。除了加强国家能源治理之外,中国需要积极推进G20的改革,不断提高G20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国际机制间合作与G20机制转型——以反避税治理为例

G20目前处于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的转型中,正在发展"G20+"的国际机制间合作治理模式。其中,G20承担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设定议程和建立共识的政治引领功能,其他国际机制提供全球经济治理的技术支持和执行方案。在这种合作治理的新模式中,新兴经济体能否以平等身份参与,维护G20开创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全球经济的时代精神,是决定G20机制能否成功转型的重要条件。在G20/OECD反避税治理的案例中,G20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主张和诉求,推动达成了"税收与实质性经济活动相匹配"以及"税收情报自动交换"的治理原则和政治共识,而OECD也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实施纲领,从而实现了G20的"政治优势"与OECD"技术优势"的相互补充,推动全球反避税治理进程取得良好进展。     

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缺陷,二十国集团峰会为全球合作共抗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协调平台,G20的机制化则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找到了新的起点和路径。但是,对机制化后G20的前景不宜过于乐观,因为迄今为止其仅仅是对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一种技术性修正。不过,G20机制化所代表的改革方向却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即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中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权重。在通过G20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态度积极,又要坚持改革的渐进性和在原有框架内进行的原则,谨慎看待中国的作用与责任,以妥善应对挑战。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     

G20机制的构建及其在后危机时代的角色定位

为加强在国际经济金融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世界20个主要经济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建立了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非正式对话的机制,并逐步形成了"领导人峰会-协调人会议-部长级会议-工作组会议"的G20机制架构。随着国际经济形式的变化,G20机制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重大嬗变,由最初的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发生,嬗变为应对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努力恢复全球经济增长。随着后危机时代的到来,G20机制的角色将逐步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嬗变到促进国际合作,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上来。     

从伊势G7到杭州G20:凸显全球经济治理重要性

正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二十国集团(G20)逐渐取代七国集团(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G7峰会由于日益偏离经济治理轨道,被别有用心的成员国转移到聚焦地缘政治及安全问题,因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日渐衰微。作为G20的创始成员国和日益崛起的大国,中国应继续借助G20这一国际多边对话机制平台,把全球经济治理中所取得的成功经验逐步推广到全球政治、文化等领域,将全球治理进程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G20机制化建设与议题建设

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充分暴露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的缺陷。G20作为一个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应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首选机制。中国应积极推动G20的机制化建设,并逐步把G20专注的领域从金融领域逐步拓展到所有重大的国际经济以及相关问题上,使G20可以迅速成为在经济发展领域中首要的全球治理机制。     

G20与联合国全球议题的积极互动及中国的贡献

正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于2016年9月4—5日在中国杭州相聚。作为东道主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今年也适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45周年。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型全球性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将促进G20这一新兴多边治理机制与联合国这一最有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积极互动,构建共享、共建、共治的合作关系。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G20能源议程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2021年10月30—3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峰会主题为"人、地球与繁荣",主要聚焦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最紧迫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气候变化.G20成员主要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代表性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是G20成员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G20能源议程不断深化,近年来大量涉及气候变化、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此次G20罗马峰会承诺采取具体有效的减缓、适应行动,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碳中和),同时保持能源安全,保证实现一个公正有序、可负担的能源体系转型.作为G20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注入强大动力、作出重要贡献.     

G20杭州峰会:全球经济治理转型新起点

正即将召开的G20峰会正处于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重要转折点,全球对杭州峰会寄予厚望。杭州峰会将继续发扬G20同舟共济的伙伴精神,使其由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平稳转型。杭州峰会将在G20发展史上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由此开辟全球经济治理新起点。2016年,中国挑起G20领导人峰会主席国的大梁,既体现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高度信任,也展示中国为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变局、全球治理与中国对外战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造成的政治与战略后果十分严重,这场疫情不仅给世界各国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和社会心理创伤,还引起了大国格局与大国关系的变化.面对当前脆弱的全球治理体系,未来全球治理不能片面依赖美欧等西方大国,而应该立足于更具广泛代表性的二十国集团(G20),让G20成员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进程中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进一步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G20等多边平台,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中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大国角色.     

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正>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南南合作的新平台,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然而,金砖国家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及影响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进一步强化政治共识、能否坚持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原则、能否妥善处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能否减少负面"溢出效应"、能否团结更多的新兴经济体、能否在机制化的道路上加快步伐等。     

“中澳对话:G20与地区倡议”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1月3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究局共同举办了“中澳对话：G20与地区倡议”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外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澳大利亚总理内阁部、澳大利亚财政部、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政府和学术机构的近40名代表及观察员出席本次研讨会。与会人员就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特征、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并重点就全球经济治理及G20运行机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现将相关内容综述如下。     

新兴经济体崛起的世界历史内涵和意义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当代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资产阶级时代”世界发展逻辑的历史延伸和必然结果,把“资产阶级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层级.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与发达国家体制内进行的变革和扬弃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历史进程,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积极扬弃的、新的历史形式,成为孕育未来人类社会发展更高社会形态的胎胞.我们应当科学准确地认识新兴经济体的世界历史内涵,充分估量这个重大国际性变革的世界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