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两党的日俘政策比较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军队在战场上都相继俘虏了一批日本官兵,并由此产生了如何对待和处理日本战俘的问题。对此,国共两党皆从实际出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分别制定了对待日俘的具体政策     

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历史见证--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的回顾与思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2日,日本向中美苏等盟国签了投降书。此后,根据《波茨坦公告》精神,盟国开始磋商解决滞留海外的日侨俘问题,并作出遣返安排。而葫芦岛百万日侨俘遣返,则是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660万,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则有394万,其中日侨200万余人,日俘194万余人(包括被押往苏联的47万余人)。为解决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问题,1945年9月29日,重庆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其“尽快制定遣送日人计划”。10月25日,中美在上海…     

东北遣送日本侨俘始末

150万日本侨俘滞留东北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部分日本战俘被苏联军队运走了,但在东北还有不少日侨和少量在医院治疗的日俘及散兵游勇,据当时中国官方统计,大约有150万人左右。对此,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日侨俘管理处,力争尽快将他们遣送回国。当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外事处处长的李修业,被委任为兼任日侨俘管理处处长,另有副处长3名,他们是刘佩伟,齐云阶和彭可复,都是少将军衔。日侨俘管理处办事人员从东北行辕长官部和地方政府机构抽调,共有200多人组成,还有一部分临时工。     

宝塔山的洗礼——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了一所史无前例的敌军战俘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先后接受了900多名学员.这些学员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逐渐觉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反战活动,和中国抗日军民一起,谱写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新的篇章.1 1940年4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时任日本共产国际代表的野坂参三来到延安.5月,他向中共中央建议设立一所专门的学校,把日益增多的日俘组织起来,集中进行反战和平教育,提高对日俘训练、教育工作的效率和质量.中共中央很快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委托八路军总政治部筹建这所学校.征得毛泽东同意,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和筹备工作,10月,日     

镇远和平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九

和平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国民政府军政部设立的教育、改造日本战俘的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名,1938年2月创办于湖南常德,1938年12月至1944年8月,迁贵州镇远.1944年8月至1946年3月迁重庆巴县直至日俘返回日本.和平村是军政部直属团职军事机构,其收容所编制为500人(1944年5月镇远和平村造册日俘人数为396人).     

熔炉——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始末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路军奉命开赴前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随着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八路军俘虏的日军士兵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日俘一下就增加到数百名之多;除去释放、送交国民党统战部门的一部分,大部分日俘仍留在前线。动荡不安的环境,我军敌工干部的相对缺乏,使原有的以     

在华日人反战运动述论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一部分在华日人有识之士、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和日俘直接加入到中国人民的抗日行列,先后建立了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团体,成立了日本工农学校,开展了有组织的反战斗争,形成了世界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在华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本文从下述几个方面,对这一运动的概况作一初步探讨。     

台湾百年历史变迁与国共两党关系

台湾自1895年被日本强行割占后直至当今的一百来年间,其历史变迁的实质,一是回归祖国,二是两岸统一.而这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大政党的"合"与"分"是息息相关的.本文拟就台湾被日本侵略者割占及其后百年的历史变迁为背景,从国共两党关系的角度,探讨台湾的历史命运与国共两党关系的相互影响作用.     

苏联出兵东北与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

抗日战争后期，苏联参加了对日作战，这不仅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进程，而且对国共两党争夺东北产生了很大影响，进而相当程度影响了国共两党命运的发展。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一段历史，有助于加深对解放战争国共两党斗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苏联出兵东北，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的消亡，并帮助中国人加快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我们也看到，苏联由于当时自身处的国际环境十分复杂、险恶，苏联出兵东北不仅出于避免采来美国势力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而且是以从中国获取一定利益为前提条件的，因而使它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大国主义倾向和民…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蕴含的民族精神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亡、谋求民族独立,全民族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使曾进行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战争的需要,停止内战分裂,走向团结合作,倡导和组织了以国共两党两军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在合作中共商国是,从民族战争的实际出发,开拓创新,制定了正确的军事与政治路线和策略,在战争中共赴国难,充分体现了民族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党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对阎锡山的斗争策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芦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国难当头、国家欲亡,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不记前嫌重新合作,共同担起了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重任。统治山西三十多年的阎锡山,也迫于全国     

战后日本遗华日侨的形成与演变

遗华日侨问题根源于日本政府的满蒙移民计划,形成于1945—1946年的日本移民大逃亡与国共两党联合遣返日侨期间,政治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我们挖掘回顾这段历史,有助于珍视来之不易的中日人民的友谊,日本方面则可以深刻反省对华侵略所带来的历史罪恶。     

试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成功范例,是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为中国人民最终战胜日本法西斯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重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作用,不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推动国共两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实现两党的第三次合作,早日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中国特工渗透日本全境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都十分重视对日谍战,中日两国特工在中国各地斗智斗勇。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也曾派特工人员打入日本本土活动。据日媒报道,最新解密的一批档案材料显示,在二战中,中国曾向日本本土派遣特工组织,而且其活动范围极广,甚至连北海道也有     

大连日侨遣返前后

正1905年日本殖民统治大连地区始,一大批日本人就以征服者的身份向大连移民。40年后,他们的天皇向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此刻,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日本统治机构的最终瓦解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当月21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作为降使抵达湖南芷江,与中国国民政府洽谈投降具体事宜。此次会谈,今井武夫首次提出请中方帮助遣返日侨日俘回国问题。之后,国民     

葫芦岛百万大遣返——国共关系史上最愉快的合作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中国政府不顾战后国内物资极度缺乏的现状,仍然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将滞留在东北的百万日本军人和侨民遣返回国,彰显了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高贵品质,彰显了中国政府"睦邻友好"的大国风范,更彰显了国共两党"求同存异""共同合作"的大局观.     

试论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策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揭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日本的侵略使中国陷入了极其严重的民族危机,毅然奋起反抗日军的疯狂进攻,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努力推动实现国共两党合作;组织抗日队伍,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实行抗日的积极外交,拥护国际和平阵线。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全面抗战高湖的形成。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蕴含的民族精神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危亡、谋求民族独立,全民族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责任感,使曾进行了十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捐弃前嫌,以阶级利益服从民族战争的需要,停止内战分裂,走向团结合作,倡导和组织了以国共两党两军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合作,在合作中共商国是,从民族战争的实际出发,开拓创新,制定了正确的军事与政治路线和策略,在战争中共赴国难,充分体现了民族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南京国防会议期间周恩来营救被捕同志始末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蓄谋已久的卢沟桥事变,我国抗日战争从此全面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我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大局,为了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毅然派出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中共代表,赴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一方面就国共两党合作、红军的     

印度援华医疗队在中国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发布抗日宣言,不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中国的抗战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心,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格外同情.1937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潘迪特·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支持,并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与此同时,朱总司令还说明了八路军当时面临的困难,希望印度方面能够提供医药、外科手术器械和外科医生.很快,尼赫鲁对朱德的来信作出了积极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