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的范围和力度等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笔者认为,症结在于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矛盾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冲突。寻求两者之间科学合理的划分标准,发现其中的模糊区域,发挥司法能动性,以及建构司法审查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近代中国统一法律适用的实践

统一法律适用(解释)是近代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清末的法院编制法即明文赋予最高审判机关以统一解释法令权,从北洋政府大理院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司法院时期,最高审判机关判决例与解释例的制作规则日趋完善,“司法造法”的编辑体例也逐渐定型。面对政治分立与积案如山的挑战,最高审判机关仍普遍地行使终审权,这是实现统一法律适用的基础。判例要旨及其汇编呈现出明显“法条化”的特色,这不仅适应了当时司法的现状,也与“律例并行”的传统相暗合。民国时期的解释例也是“广义的判例”,司法解释呈现出“裁判化”的特色。近代中国的制度建设与司法实践,对于当代中国的统一法律适用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以法律心理学为视角的考察

不管是二元方法论还是一元应用法律观都承认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相对独立性,事实的认定由此成为法官裁判的逻辑起点。但长期以来,法学理论界"重法律、轻事实",对司法裁判中的事实问题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而要想了解究竟有哪些因素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形     

论法律监督与控、辩、审的关系

The purpose to set up public prosecution power is to restrict the investigation and judicial power. Public prosecution power is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rosecution and trial supervision. The procurator’s supervision in the court does not infringe on the defendants’ procedural right.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 supervision on the matters of the court at the same level is only a power to start the correction procedure, however, the substantive power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of whether to admit the mistake and how to make remedies belongs to the court. Therefore, the public prosecution’s status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defense and the interferences with independent judicial power of courts by legal supervision do not exist in China. Gao Jingfeng is a senior procurator of the Supreme Procuratorate of China, National Research Specialist in procuratorial theory. His over ten major works include The Report on Judicial Reform—the procuratorate and courts in China, Chinese Procuratorial Practice, Outline of Chinese procuratorial system, Research on Office Crimes. His over thirty academic articles were released by the journals, such as Jurists, Legal Procedure and Judicial Systems, Procuratorial Daily, People’s Procuratorial, Legal Daily.     

论法律监督与控、辩、审关系

设置公诉权的目的主要是对侦查权、审判权进行制约,公诉权的诸权能均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公诉权的追诉功能与审判监督功能既不对立也不可分割.审判程序中的法律监督并未限制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而且这种监督权辩方实际上均对等地享有.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的监督只是同级机关之间的程序性的监督纠错权,是否确认错误和如何纠错的实体性决定权仍在法院.因此,我国并不存在"控方的诉讼地位远远高于辩方"和"在法院之上再设立一个超越审判权的监督机关"的问题.     

实践法律观要义——以转型中的中国为出发点

在当今问题时代,对何谓法律的回答,应围绕事实与规范的紧张关系而展开。这一关系表现有二:认识论上的事实与规范的不对称性,伦理上的事实与规范的对立,前者极具普适性,而后者主要为中国特有。以往的法律观,集中于认识论,在事实与规范中偏袒一方,造成两者不可沟通。本文欲提取实践的两大要素,以"践行"应对两者在伦理上的对立,以"反思"解决两者在认识论上的不对称性,形成以"法是实践智慧"为核心命题的打通事实与规范的实践法律观。     

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司法裁判中事实认定过程的法理分析

理论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是"先查清事实、后适用法律。"对此论断进行反思,指出两者的统一性,并从多个层面、正反两方面论证了法律与事实的不可分离性。从法理的视角对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进行分析,并开创性地提出案件事实具体应当划分为案件的证据事实和案件的法律事实,与之相对应案件的事实认定过程实际分为证据事实认定阶段和法律事实认定阶段,此两阶段分别受程序法、证据法和实体法所规范。     

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以司法审查强度为中心

行政诉讼具有不同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构造,行政诉讼除了具有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外,还不得不重视权力分立的价值,即在行政诉讼注重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控制和审查的同时,也要防止司法权对行政权的过度侵入,从而妨碍行政权的独立行使,这就是司法审查强度的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重视区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进行不同强度的司法审查。     

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的关系

目前,学界关于司法裁判中法律事实与法律规范关系的论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推论关系、归类与涵摄关系、等置关系、评价关系。这四种方法在司法判决中各有其作用,但是学者们往往各执一端,将四者割裂开来。而实际上,逻辑推论关系确保了推理形式的正确性,而价值评价则保障了推理的实质合理性,归类与涵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法律推理大小前提如何结合的问题,而等置关系似乎可以作为衡量归类或涵摄是否妥当的一个检测器。司法裁判中将四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判决的合法性。     

司法判决理由的法律解释的不足与完善建议

司法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表现。作为证明司法结果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法官的法律解释构成了司法判决理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理应在司法判决中得以充分展示。为了改变我国判决书中法律解释状况薄弱、判决理由不充分的局面,科学合理地写明法官对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解释状况就势在必行。     

当代中国司法文化与法律的实践品性

法学关于＂什么是法律＂以及所谓＂真正的法律＂的困惑,主要不是来自于法律的存在和表现形式,而是来自法律的适用。在当代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通过法律的适用,具体而现实地使＂法律＂具有了规范有效、事实有效和伦理有效三种不同的面向。法官解释和适用法律存在不同面向这一客观事实,深刻地揭示出法官对于法律的解释及适用对于人们认识所谓＂正确＂的法律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以司法实践为向导的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

中国法律史是司法部规定的十四门法学核心课程之一,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应密切联糸司法实践,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应以司法理念为向导,以司法制度为向导。应贯通古今,客观评价传统法律,密切联糸司法实际,坚持从法律学角度,出发进行中国法律史课程设计。     

近代英国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及其中国影响——以《人人自为律师》的译介为例

《人人自为律师》是17～19 世纪英国兴起的法律自助书籍。此类书籍以英国近代兴起 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思潮以及新教理念为精神源头,以法律语言的通俗化、法律形式的简明化以及法律职业的民主化为目标,致力于法律知识的大众传播,塑造了近代英国法律大众化的亚传 统。至 19 世纪 80 年代,《人人自为律师》读本由晚清维新思想家胡礼垣译为《英例全书》,成为英国法 在中国的首次全面译介,并且诠释了晚清中国对法律大众化的本土化理解。     

以法律为业——关于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法律公民与法律理性的思考

本文立足中国语境,在晚近劳动分工的背景下,围绕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定位,阐释了法律公民和法律理性的基本内涵、特征与形式,并简要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的法制与法意",旨在探讨为了达成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法律与法律公民之为一业的实然与应然,可能与现实.     

“三审合一”诉讼模式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现状、问题及前瞻--以福州两级法院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情况为研究视角

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都需要专业化的解决方案。实行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诉讼模式,有利于全面把握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标准与范围,从而提升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水平。但因三类案件有各自不同的审判思路和处理模式,案件审理在司法实践中面临诸多法律问题。为统一司法尺度,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荒诞不经与法律真实——论鬼神观念与古代司法中的事实认定

法律真实渗透着参与主体的主观因素,具有历史性。在中国古代,司法官员会因鬼神观念而影响自己对事实的认定并据此作出判决;同时为了主流价值观的发扬,他们又会利用民众的鬼神观念,让民众接受他们构造出的＂事实＂,从而接受法官的判决。古代中国这种＂法律真实＂是社会规则作用下的结果,既有符合司法权运作普遍规律的成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点。     

重作判决的立法思考与司法适用——以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为视角

本文认为,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分工合作、监督制约的关系,两者关系的定位是重作判决立法的重要考量,亦应是重作判决司法适用的判断依归.人民法院在厘清两者关系的同时,应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加强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制约,注重行政诉讼重作判决的适法统一.     

寻求法律与国情的平衡——北洋政府时期亲属法立法与司法活动评析

北洋政府时期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结合司法案件的审理,灵活运用其大理院判例和解释例,不但满足了当时的社会实际需要,同时也为成文法的制订和完善提供了现实的素材和资料。他们这种稳定求实的法律移植态度、重视司法实践、注重社会调查和社会现实等做法,正是我国当代民事立法所应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