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证据价值

在法律上规定刑讯逼供的证据排除规则,是遏制刑讯逼供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此有关国际公约、国际文件和有关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法律均有明确的规定。借鉴吸收其合理因素,我国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价值问题上,采取如下直接或间接否定其证据价值的基本措施应是十分必要的：一、法律上应明确规定,凡以刑讯逼供的方式获取的供述,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以逼取的口供为线索获得的其他物证、书证等除特定情形外,也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二、适当参考国外“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诉讼原则,在刑事法律中不再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这一强制逼迫性极强的内容,当然也不规定那种对抗色彩极强的所谓“沉默权”制度。三、为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供述,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侦查人员合理提问的,在一定条件下司法机关可作出不利于他的推断。四、除危害特别严重的暴力型犯罪外,禁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夜间讯问,由夜间讯问获取的供述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五、除危害特别严重的暴力型犯罪外,应逐步确立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第三者在场监督权,尤其是律师在场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阶段论”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名存实亡的现状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反思其在我国运行的现实障碍。应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划分为若干阶段性任务,首先集中精力排除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不可急于求成、寄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深入思考我国的社会形势和民众接受程度,不可排除面过宽;必须改变对侦查机关防范和不信任的认识基础和错误心态;必须深入研究和思考如何保障法院、法官毫无顾忌地行使排除权;必须集中精力解决当务之急——刑讯逼供;必须有政治智慧,讲究策略。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排除规则

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规则 ,并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坚持排除规则 ,对于提高案件质量、保护公民权益 ,具有重要意义。     

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思考

我国近代法学家沈家本在20世纪初指出：“刑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人类社会虽几经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司法制度的革命，但刑讯逼供的问题仍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为有效打击犯罪，注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预防、减少乃至杜绝刑讯逼供，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一、刑讯逼供的危害；二、刑讯逼供的成因；三、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和法律保障。     

遏制刑讯逼供的程序构想——以侦查权的控制为视角

刑讯逼供虽为我国法律明文禁止,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相当普遍地存在。笔者认为,其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权的滥用没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缺失,无法与国家权力实现必要的抗衡,刑讯的发生不可避免。二是审前程序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必然发生侦查权滥用的情况。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由于缺少中立的司法机构的介入,难于及时有效地实现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三是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设计粗略,导致侦查讯问的随意性及刑讯的多发性。四是缺少相应的证据规则,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最高…     

两害相权取其轻?——论《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立法意图和预期效果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和《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的出台缘于近些年频繁曝光的冤假错案。虽然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但是刑讯逼供有助于降低破案成本和快速破案,而且民众对于刑讯逼供也有较大的容忍度。规定的具体内容中对刑讯逼供的打击力度也不够,存在多处遗憾。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规定的出台主要是针对冤假错案,而对刑讯逼供并没有有效地预防措施,但是如若不能遏制刑讯,错案防范也难见成效。     

刑讯逼供证明责任探析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当程度上还存在着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现象。在庭审过程中,由谁对刑讯逼供负举证责任,存在较大争议。文章从证明责任的理论出发,深入剖析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内涵,在借鉴国外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刑讯逼供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     

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制度根源与相应对策探讨

刑讯逼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是刑讯逼供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这里有技术的问题,也有价值取向问题.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文本设计.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应确立"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规则、自白地任意性规则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对策

在办案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不仅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根源,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声誉及公安机关的形象。对此,我们必须消除唯口供论的影响,建立追究主管领导责任制,加强办案人员的心理素质建设,以有效防止此类现象的发生。     

刍议刑讯逼供及沉默权制度的架构

第四次宪法修改将人权问题纳入其中之后,无疑使各项具体法律制度需针对此做出修改和完善成为一种必然.本文对刑事诉讼法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如何对此做出回应进行了阐述,通过对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及危害的解析,进而提出在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引入沉默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期冀从根本上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     

论刑讯逼供

我国现行的法律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 ,但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 ,严重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 ,是一种与社会文明、进步相悖的行为。对策 :1 建构以“正当程序”为核心的现代诉讼观念和以人为本的司法改革理念 ;2 实现程序法定 ;3 提高公安司法干部队伍的素质 ;4 加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     

刑讯逼供现象的博弈分析

长久以来 ,刑讯逼供成为制约程序公正实现乃至建设法治国家进程的一大痼疾。刑讯逼供的屡禁不止 ,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刑事讯问过程事实上就是一个追诉者与被追诉者之间的完全与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 ,因此 ,在对追诉者与被追诉者行为分析的基础上 ,合理而充分地利用行为激励机制 ,才能创造出更加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刑事讯问规则。     

我国刑法刑讯逼供罪规定之窘困探析

我国刑法就刑讯逼供罪的规定无论从刑法对刑罚幅度的设定角度还是从同类客体犯罪法定刑配置的横向比较角度看都是不协调的。该规定本身存有的刑罚规定不协调、量刑幅度段单一、量刑分量跨度小、幅度段标准把握存有歧义等缺陷，大大削减了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罪惩处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其予以矫正。     

再论遏制刑讯逼供

本文针对"刑讯逼供利大弊小"、"刑讯逼供是成功经验,不能完全否定"等糊涂观念,论述了为什么必须遏制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之所以屡禁不止,概由于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犯罪它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实施的犯罪;执法犯法的问题再由执法机关自己去查处,往往很难下得了手;刑讯逼供又是一种几乎无法证明的犯罪,具有自我保护和逃避惩罚的本能,这就使得对刑讯逼供的查禁非常困难.对症下药,探索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对策,作者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建议.     

从"佘祥林案"看我国的刑讯逼供

佘祥林错案的发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笔者认为,佘祥林错案之所以发生,其首要原因在于刑讯逼供.在我国明确禁止使用刑讯逼供时,为何这种野蛮的审讯方法还是挥之不去?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法治社会遏制刑讯逼供,就要求把观念落实到制度上,依靠具体制度来避免刑讯逼供的发生.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探讨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它对一国之司法损害极大。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的角度设置相对符合当前中国司法现状的举证责任倒置程序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将起到重要作用。     

刑讯逼供原因的解读

我国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其原因多种多样:传统立法的价值取向和现行立法制度的不完备是刑讯逼供存在的直接原因;传统哲学中的部分陈腐理念是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根源;审问式诉讼制度是刑讯逼供存在的历史缘由;趋利避害的人性、淡漠的人权观念则是刑讯逼供存在的重要原因。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犯罪学视域的刑讯逼供问题研究

刑讯逼供是一种执法犯法的职务犯罪,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是执法者对法律的公然践踏,严重影响了法的公信力和人权保障的初衷.因此,认知刑讯逼供、了解刑讯逼供的危害;明晰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效地禁止刑讯逼供,形成长效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刑讯逼供问题.     

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刑讯逼供不仅侵犯人权 ,而且妨碍准确及时的打击犯罪 ,危害很大。由于种种原因 ,刑讯逼供仍大量存在 ,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预防并减少刑讯逼供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