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与法治启蒙

法治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信念和生活方式。因此,推行法治不仅要进行法律移植和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是要进行法治启蒙。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却未能有效发挥出来,制约了法治秩序的真正建立。为此,我们必须进行深度的法学教育改革,充分发挥法学教育的法治启蒙功能,推进法治国家的早日形成。     

如何送法下乡——以三部法治电影为切入点

我国的法治建设基本上是从城市地区开始的,因此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法治建设相对比较薄弱,而正是这些地区阻碍着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送法下乡十分迫切,已经成为一个学界一致认同的问题,而现在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解决的是如何走一条适合我国实情的送法之路。     

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运行的合法性考辨

公职律师制度是我国在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中推行的一项较为重要的法治配套制度,然而从该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并未真正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尤其是在制度层面,长期以来公职律师处于一种缺乏《律师法》明确确认的状态之中,更谈不上法治的规范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家整体层面上存在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偏差,由此导致对公职律师制度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和实务层面的忽视,从而造成了今天制度运作的尴尬局面。因此,对于中国特色公职律师制度的确立,首先应从其合法性证明开始。     

法制·法治·和谐社会

民主法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和谐社会的主要内涵一直是法治的价值追求.因此,要实现社会和谐,就要更大程度地实现法治.而法治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法制实践,而且更关键的是要转变法治类型,由单一法治向混合型法治转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制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     

试论中国法治观念的培育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既定的治国方略,但至今法治践行状况令人担忧,而法治观念的淡漠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法治观念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基础,它对法治社会的形成和运转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从立法、司法、教育、发展市场经济等方面培育中国法治观念,促使中国法治社会的形成。     

构筑源头治腐的法治系统工程

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优化法治资源配置,系统运用法治手段,综合发挥法治功能,从社会主体思想行为的法治素质源头上、职权运行流程的法治规范源头上和社会环境的法治氛围源头上构筑反腐倡廉的法治系统工程,将会更有效地防范、遏制和消除腐败现象.     

加强民主党派的法治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法治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应有之义。因此,必须从建立健全有关民主党派的法律制度并切实推动制度执行,提升民主党派自身的法治理念和法治能力等方面着手,加强民主党派的法治建设。     

试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法律文化建设

社会变迁要求法律文化变迁,和谐社会应是法治社会,没有法治就不能实现社会和谐。而要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健全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加强法律文化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必须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发展的需要,大力推进法律观念转变和法律理论的创新,建立法治主义的法律文化。     

当代中国法治的逻辑与知识分子使命北大核心

法治建设推进与法治理念普及并未形成对当代中国法治基本内涵的清晰学术界定,究其原因就在于缺少自主性维度的中国学术无法构建起法治的当代中国研究语境。因此,从政治背景、基本内涵、内在诉求、文化立基等方面考察并厘清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逻辑,进而从学术与权力关系的范畴追问作为承担法治建设任务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才得以形成对当代中国法治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认知与趋势预测。     

浅议法治与德治的辩证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但是在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上,尤其在依法治国与依德治国的结合上,实践中我们仍然存在着偏颇,认识上也还存在着模糊。因此,明确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建设现代法治政府的四大要务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所普遍奉行的基本准则。在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经庄严地载入宪法的今天,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更应遵循宪政和体现法治精神.因此,围绕“加强制度建设,严格行政执法,强化行政监督,推进法治化教育”这四大要务来推动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促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沿着良性轨道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当代中国法治的逻辑与知识分子使命

法治建设推进与法治理念普及并未形成对当代中国法治基本内涵的清晰学术界定,究其原因就在于缺少自主性维度的中国学术无法构建起法治的当代中国研究语境。因此,从政治背景、基本内涵、内在诉求、文化立基等方面考察并厘清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逻辑,进而从学术与权力关系的范畴追问作为承担法治建设任务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才得以形成对当代中国法治完整而清晰的学术认知与趋势预测。     

叙事立场的涉诉信访成因及对策研讨

涉诉信访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体现,当下,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过程中,由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司法体制、诉讼制度及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涉诉信访成为公民行使救济权利的手段。这使涉诉信访的功能定位发生偏移,更因为涉诉信访缺乏规范化而破环了法治,助长了人治因素的滋生,与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格格不入,因此,将涉诉信访纳入推动法治建设的轨道,发挥其应有之功能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必然。     

论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路径

法治思维是一种新的法治理念,对于中国改革路径选择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通过分析当前法治建设的状况,深入阐释法治思维、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及与依法办事之间的关系,指出法治思维是与人治思维、特权方式相对立的观念行为,其核心要义是用法律限制权力的恣意行使.然而受传统人治、权力本位和重实体轻程序等历史因素影响,我国法治思维从一个行动指南到实践规则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坚持.因此,探析在法治理念教育、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和落实法治考核实绩等方面构建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制度机制和模式体系,形成从思想到行为、从权力到责任、从制度到能力的可行路径,为凝聚改革共识、培育法治精神、带动全社会形成良好法治环境以及积极稳妥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奠定牢固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建法治价值观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已成为改革"深水区"的必然选择,并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这必然要求从制度体系到法治政府、司法机制、法治价值、法治队伍、法治观念等诸多方面的系统性、体系性变革,其中法治价值观的重建则至关重要。因此,应立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转向,把握法治多样性、法治底线与法治共识,构建具有兼容性与特色化的"两重"结构的法治价值观,并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建设提供基本的精神动力与文化支撑。     

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进路研究

法治反腐败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刑事撤诉作为反腐败法治化进程中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的刑事制度,是衡量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亟须立足于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的现实图景,明确刑事撤诉中各方主体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需求。从重塑立法基础规范、完善司法赋权机制、建构权利救济路径三个维度入手,探析刑事撤诉制度中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进路。     

试析法治服务清单制度在基层治理中的应用——以C市X街道为例

清单制度作为我国政府在治理技术上的创新,经历了从局部试点到全国推广的过程,各地方政府也根据自身的特点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也存在清单适用范围的局限性、清单修改程序的不确定性、清单项目与资源的不匹配性等问题。因此,我们要调整清单结构体系、明确清单修改程序、优化清单配套资源,以期使法治服务清单制度能够在我国基层治理的实践中更行之有效地运用,并为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起到推动作用。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由行政指导看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演进

在当今社会,信息的社会化和权力的知识化使传统的官僚制范式受到冲击,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地位。时代呼唤着对依法行政的完善,要求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过渡。作为亟需向法治行政演进的中国,形成实质法治显得尤为紧迫。而要形成制度的转变。观念的更新更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     

行政权特征与规范

行政法治的途径之一是加强对行政权的限制,但行政权行使的诸多方面却是与法治无关的,或者是法治所无法彻底解决的,这一点可以从行政权的固有特征中揭示出来。因此,行政法治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上简单的限制,而是应努力寻找到行政法治的真实对象和可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