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型行政垄断初探

行政垄断曾一度被人们口诛笔伐,其实只有私利型行政垄断才应该被人痛恨。行政垄断可以划分为公益型行政垄断和私利型行政垄断,通过行政权限制竞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的行政垄断是公益型行政垄断,而滥用行政权,与公权目标相背离,旨在谋求个人或集团(地区和行业也是私的表现)利益的行政垄断是私利型行政垄断。公益型行政垄断在我国不但具备现实的经济基础,而且具有深厚的政治和法律基础;公益型行政垄断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国际贸易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     

《行政强制法》中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界定

文章基于中国《行政强制法》的出台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再一次理论研究的热潮,注意到《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有保留地肯定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期待当事人的自我履行”的划分标准.     

指令型行政辅助：一种正在形成的私人参与行政方式

近年来突发事件频发,风险协同治理成为私主体参与行政的重要情境。在此情境下,因时间紧迫导致略去了事先的详尽考察、强制指令替代了自愿合意、程序简化的概括授意取代了程序完备的书面契约,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理论的辐射边界,造成私主体身份不明、责任空心化的局面。私主体躲在公权力外壳之下“肆意妄为”,又不能为相对人提供责任回溯的具体文件,在协同治理的口号下悄然进行着行政责任的分散乃至消解,导致公权力向私法逃遁。为此,本文在制度演进和实践样态的交互中寻找理论基点,在厘清嵌入私人参与行政光谱的实质要素的基础上,提出“指令型行政辅助”概念作为归置容器。指令型行政辅助与常态下私人参与行政的控权模式有所不同,主要在于控权重心的挪移,即以事后的责任追究为主、以事先的行为规范为辅,具体包括厘清行政辅助三方主体的法律关系,规范指令和辅助行为的作出形式,并明晰行政辅助侵权责任性质和赔偿责任的分配。     

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的边界划定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而准确划清这两大行为之间的界线直接关系到具体法律的适用,通过对中外行政强制的法律制度及理论学说的比较研究,评判了中外各种主要的划分理论,肯定与提出了以“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合说”为基础的“基础行为与执行行为分离并且已经生效”的划分标准。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的比较与反思

在现代社会的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强制执行已成为行政机关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组织管理所不可或缺的方式和手段。一般而言，行政强制执行就是指行政相对人拒不履行国家行政主体所作出的，并且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强制相对人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状态的行为。由此可见．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强制性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因而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会产生重大影响；而如何在强制执行中兼顾效率与人权保护，选择何种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即具体由谁来强制执行的制度就显得特别重要。     

法律不能对道德“拔苗助长”

魏文彪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应该是基于乘客自身的一种道德意识自觉，如果乘客是因为害怕被罚款而让座，显然并不能起到激发市民从内心深处的道德情感之功效。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保障公民利益，当然需要设置必要的行政强制，但是行政强制只能在政府不对公民某种行为实施强制便可能损害其他公民权益前提下设置，可是乘客不让座尽管难以使“老弱病残孕”乘客得到照顾，但并未损及这部分人群的法定权益，因而不属于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之列。对不让座这样不需要进行行政强制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实际就是任意扩大行政强制范围。公民道德意识当然应当不断得到提高，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公民道德水准也确实在不断提高，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行政程序控权与传统控权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行政国家＂现象的产生,政府开始大量干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传统的实体控权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以程序控权为主的现代控权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控权模式的局限性,而且更适应现代社会事务管理的需要,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事后监督造成的损失。     

“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

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形态,“第三代”行政程序是为了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相——从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到全球行政与国家行政并重的行政、从集权主义的“命令-控制式”行政到合作主义的“伙伴-平等式”行政以及从消极执行法律的行政到积极管理社会的行政——而兴起的.与“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相比,虽然“第三代”行政程序并非要完全取代它们,但在程序本质、关注焦点、行政模式、规制方法、信息收集和处理、私人行动者角色等典型特征上,它都体现了自身的特色,因而超越了“第一代”和“第二代”行政程序.在行政的真实世界里,欧盟战略性环境影响评估程序、美国的协商制定规则程序等都可以作为“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制度原型.我国将来行政程序的法典化以及单行行政程序法或其他行政程序制度的设计也需要有效回应行政国家的新面貌,更多地注入“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元素.     

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完善

通过对我国现有的“以申请司法机关执行为主,以行政机关执行为辅”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分析,指出现行行政强制执行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以司法机关执行为辅”的新型模式,并试图提供保障新型模式运行的一系列配套措施。     

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与重构——吉林省桦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善用非强制行政管理手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调查

传统的管制型政府行为模式是由处于优势地位的行政机关设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与之相反,非强制性行政行为是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善了行政管理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对立关系,体现了政府执政观念向公民权利本位和政府责任本位的回归。吉林省桦甸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运用非强制行政管理手段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做法为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与重构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     

论中国“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了“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模式之重构

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与分配是建立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前提和基础，文章通过分析我国现行“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例外”的行政强制执行模式存在的弊端、影响因素。主张建立“以行政机关自力执行为主，以人民法院执行为辅”的新型模式，并试图提供保障新模式运行的相关配套措施和制度。     

金融刑法的范式转换与立法实现 ——从“压制型法”到“回应型法”

受“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金融刑法立法表现出了压制型法的典型特征,其强调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却相对忽视了对投资者利益的平等保护和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回应。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刑法立法应该从压制型法的范式转换成回应型法的范式。在立法层面,“回应型”金融刑法的具体实现,有赖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立场转变、秩序维护到个人利益保护的目的重塑、“冒进”到“理性”的技术矫正以及过度依赖到消极介入的功能修正。     

行政任务的多元化与行政法的结构性变革

现代社会的转型,尤其是城市化的推进,显著地引致了行政任务的扩展及其任务结构的转变。行政任务的数量、范围,以及内涵发生了变革性的扩张。传统行政法模式已然难以应景式地阐释和消解诸多现代性行政法问题。适应行政任务的多元化,现代行政的作用手段和组织形态因而呈现有别于传统的、多样化的特征。现代行政法因而面临结构性的变革,以回应社会发展对行政任务多元化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从控制行政权取向的行政法学向行政任务取向的行政法学的转变,则成为现代行政法发展的一种趋势。     

行政公开原则之价值分析

行政公开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标志之一,也是现代行政的应有内涵,本文从“法律资源”、“行政权 在三权分立下的运作”以及“经济、政治的成本及利益分析”等三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行政公开原则的价值作了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论《行政强制法（草案）》的价值取向

在现代公民社会里,在所有行政权力中,最具侵犯性、对公民人权和法人权利威胁最大的就是行政强制权。就国内的现状,过去和现在最不受约束的就是行政强制权的滥用。《行政强制法(草案)》的出台,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范政府行政强制行为,彰显了“法治”性,“契约”性和“人本”性的价值取向。     

行政强制执行体制探析

行政强制执行是实现行政处理决定设定的行政义务的一种方式。目前 ,各国尚无将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个国家机关手中的先例。在现代社会应当赋予行政机关较大的强制执行权 ,但应当限制行政机关直接强制的权力 ,行政机关应当尽量以间接强制的手段实现行政处理决定中的行政义务。我国正在起草行政强制法 ,确定行政强制的体制是其重点所在。     

行政立法中的最好行政

在现代社会,行政除扮演“传送带”角色外,还承担起积极的形成功能。因此,现代行政法在守望司法审查面向的传统控权理念的同时,还应当加强对行政实体问题的关注。对涉及大量管制事项的行政立法而言,这就需要在“最好行政”的指针下,选择恰当的管制方式,并经由整体制度的设计,实现管制目标,促进公共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