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刑法的范式转换与立法实现 ——从“压制型法”到“回应型法”

受“半统制半市场化”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传统金融刑法立法表现出了压制型法的典型特征,其强调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维护,却相对忽视了对投资者利益的平等保护和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回应。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鼓励金融创新”的时代背景下,金融刑法立法应该从压制型法的范式转换成回应型法的范式。在立法层面,“回应型”金融刑法的具体实现,有赖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的立场转变、秩序维护到个人利益保护的目的重塑、“冒进”到“理性”的技术矫正以及过度依赖到消极介入的功能修正。     

对行政互动关系的法律回应

为回应行政权日益扩大的趋势而兴起的以善治为目标,以行政民主化为导向的公共治理模式试图将行政权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权的评判范围。这种以多元主义为基本理念,以社会权为基础,以公民参与为基本方式的治理模式构成行政互动关系的基础,国家权力之间的内在制约模式受到社会权以及公民参与等外在制约模式的挑战。对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的互动必将推动行政法律关系的模式变迁。行政面临从管理范式向民主范式的转型,行政法对此应作出积极回应。行政法互动理论是行政范式转型的法学形态。     

审判管理:从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

审判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求得在社会管理视野下的良善的回应型审判管理方法,纾解审判与民意的紧张关系,是当前审判管理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①本文借助于对当下法院审判管理做法的解读,检讨当前法院审判管理做法中显现出来的压制型特征,探索在审判管理中如何回应社会期     

服务行政理念下的政府回应建设

公共行政学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次行政范式的变化,政府所扮演角色也发生转换,从统治—管理角色向服务角色转变。在现今倡导公民本位,建设服务型政府理念下,政府回应同样也伴有服务性质。本文在解析政府回应理论来源基础之上,从服务行政理念的角度提出加强政府回应建设,有效增强政府回应性。     

论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

通过对建国以来最高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研究,梳理司法解释与国家政策关系演进的三个阶段,将司法解释回应政策的模式总结为:政策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参考、政策决定司法解释的立与废、司法解释成为协调政策与已有法律规定冲突的中介。司法解释回应政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不利后果,应对司法解释回应政策保持必要的谨慎,并通过区分政策类型进行不同方式回应、发布回应政策的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政策回应型司法解释予以引导和规范。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     

地方法治试验的回应型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法治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展现出地方法治发展的理想样态。囿于我国独特的压力型体制,地方法治发展出现了地方政府法治公信力缺失、立法保护地方利益、地方忽视程序法治、地方法治指标考核不良竞争等弊端。因此,亟须转变地方法治发展方式,逐步消除压力型体制的弊端,实现地方法治的回应型发展。应从凝聚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互动的共识、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培育回应型法治元素、构建回应型评估指标体系等多个层面,构建回应型地方法治。     

切不能用行政力量压制言论自由

就算微博是家小型媒体，李医生在微博上发表一些个人感想，即使有所不当，但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至于遭到这样的行政处分。该医院之所以这么迅疾地出台处理意见，盖因为李医生的言论给医院抹了黑，触怒了院领导，院方非如此不能挽回影响，赢得网友的理解。医院居然不考虑她平时的工作表现和医疗水平，单凭这几条真假难辨的微博就对其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罚，这公平吗？合适吗？     

知识产权回应型立法探析

《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曲折的签署过程显示出对知识产权私权保护规则的抑制，对公共政策目标、社会福利的关注与逐步回应。在知识产权法走向回应型法的过程中，应解决目的的普遍性问题，警惕对形式合理性的随意僭越。同时知识产权法的回应并非全能，通过知识产权法制与社会组织的实践活动、其他社会政策的协作，才能有效满足社会需求。     

论回应型法中的开放性和完整性

回应型法主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这必然会影响到程序正义,所以,回应型法并未能够解决完整性和开放性两难抉择的问题。究竟怎样可以让法律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具有开放性,是回应型法提出却未明确的问题。中国法学总体上符合时代和国情的需要,然而在建构过程中,也应借鉴一下回应型法的长处,这样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尽可能地能回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统一。     

回应的无力——评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之缺陷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与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欲解决法律的完整性和开放性之紧张关系，从而实现法的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完美共存，其理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该理论很不成熟，且存在广些致命的缺陷，如回应法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难以普遍化和具体化、作者对“回应型法”理论的严重不自信、法的完整性和开放性的紧张关系难以克服，以及作者的研究退路中存在参照系混乱，等等。     

从命令行政到契约行政──现代行政法功能新趋势

传统秩序国家观念下的行政行为大多表现为命令行政。命令行政的显著特征之一即单方意志性。在以行政高权性为特征的早期行政管理模式中 ,命令行政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随着秩序国家向给付国家的转变 ,命令行政的诸多缺陷和弊端暴露出来。契约行政 ,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中必须经相对方的同意或认可 ,才能产生约束力的一种行政方式。与命令行政单方意志性特征相对应的是 ,契约行政的主要特点是双向选择性。契约行政的崛起 ,适应的是现代新型国家目的观的需要。民主思想的激荡 ,福利国家的出现 ,使得现代行政法的功能大大突破了传统的保…     

从行政管理到综合管理:我国能源管理的模式变革

能源管理涉及产业发展、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此能源管理应当是一种综合性管理行为,行政管理只应当是能源管理中的一个环节。能源管理应当突破单纯行政管理的藩篱,淡化计划性、管制性色彩,增强服务性、适应性功能,设立综合性能源主管部门,实现主管、监管职责分离,完善能源法律体系,改进管理方式,以更好地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论我国价格听证后意见回应的完善

价格听证后的意见回应可以有效防止价格听证流于形式,增加民众对价格决策的可接受程度,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目前,法律对意见回应的规定比较笼统,且有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意见回应在价格听证的实践中基本是缺失的。需要借鉴美国非正式规则制定中的公布回应程序,完善意见回应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把意见回应纳入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中。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回应型司法制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构建——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分析

回应型司法,是司法机关对社会诉求所作出的回答或响应。回应型司法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参与性、民主性。回应型司法追求实质合理和形式合理的融合、目的合理和结果合理的统一、主体合理和行为合法的统一。在制度建构方面,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理念是体现适度回应的渐进改革,通过建立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建立通畅、理性的沟通与回应渠道,促使中国司法走出目前的困境。     

从行政治罪到司法定罪

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一档名为“童言无忌”的节日,主持人问一个小朋友：“如果遇上坏人你该怎么办呀？”小朋友郑重地回答：“抓起来放到卫生间里。”这时旁边另一小朋友抢过话筒义正词严地予以修正：“不对,不对,应该赶快拨打110,叫警察叔叔把坏人抓起来放到监狱里去!”多么无忌的童言啊！可这童真童趣并不是自然生发的,而是打上了成人思维之烙印。孩子必是受了成年父母的教导,实际上一般成年人也不大会有这样的思维——拨打110叫警察把坏人抓起来,最后交给法官审判看是否应当投入监狱。上面的想法可能会被讥笑为吹毛求疵,可笔者仅仅意在说明一个问题：国人大都存有“警察把坏人送进监狱”的简单思维．因为。连不经世事的孩子对这样的思维都是如此谙熟。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已经日益融入世界,外贸和外资的依存度迅速提高。与此相适应,中国法制一直在朝着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方向发展。为了适应加入WTO的挑战,中国法制必须尽快作出进一步的回应。中国法制的回应包括开放性回应、防范性回应和保护性回应三种。     

从互动到合作:社会转型期公法权利诉求与公法权力回应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利益多元化凸显,权利主体性增强,由此形成了适合公法权利发展的新的促生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催生了新的权利诉求,诉求在权利主导模型下被转化为权利,需要权力作出及时、全面、合意化和人本化的回应,由此形成权利和权力的良性互动。在互动的过程中,应形成以权利本位为支点,以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为支撑的互动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公权力者同时扮演着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冲突利益的协调者、公共政策制定的合作者与指导者的角色,使得互动功能在公法秩序下得到最大的发挥,并引导良性互动走向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