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农村腐败呈现的新态势及其治理对策

<正>从近几年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农村腐败呈现出一些新态势:腐败案件占比提高,涉案金额攀升;村"两委"一把手腐败占比提高。腐败主体泛化多元;扶贫、惠农、征地拆迁等成为新的腐败多发、易发重点领域;腐败形式趋于多样化;腐败手段更加隐性变异。农村腐败的生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村干部各项待遇偏低,心理失衡;监管乏     

我国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乡村干部处在农村工作的第一线,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宣传者、推动者和执行者,是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带头人.近年来中国乡村干部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在有些地方已成为"常态".腐败案件越来越多,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引起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从分析乡村干部腐败案件入手,揭示了造成乡村干部腐败的五个因素:乡村干部权力观的严重扭曲,手中掌握的权力"含金量"高,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腐败的预期成本低,以及财务管理混乱等.指出了乡村干部腐败的严重性:乡村干部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侵害了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农村的社会稳定.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治理乡村干部腐败的对策.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     

农村社会转型期的“村官腐败”及其治理

在农村社会急速转型期,“村官腐败”已经严重破坏了农村社会稳定秩序和公平正义,严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重拳出击,遏制“村官腐败”,是现阶段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必要步骤。     

论村级民主监督与村官腐败治理

在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和发展基层民主的大背景下,遏制村官腐败,是党和政府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当务之急。村官腐败泛滥凸显村级民主监督乏力,而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农村的纵向性权力运行模式。因此遏制村官腐败的关键是变纵向性的权力运行模式为稳定的三角形权力结构,改变农村各权力之间缺乏制约的现状,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分离、制约与平衡,使农村公共权力的运行达到"权力均衡、相互协调、监督有力"的目的。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乡政村治格局下"村官"腐败的原因及对策

在市场经济和农村城镇化的大背景下,"村官"腐败愈演愈烈.从"他律"的视角考查,"村官"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监督缺位.要遏制"村官"腐败的势头,必须从规范国家公权和社会治权的权力运行机制、设立专门的农民维权或监督基金、提高农民自身的组织程度等方面入手,形成防治"村官"腐败的合力.     

将党风廉政建设落实到村级“细胞”——加强监督工作解决村干部突出问题的思考

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刻不容缓。村干部突出问题滋生蔓延,根源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与村域思想文化、制度建设等相对滞后的矛盾,本质是一种发展型的腐败、转型期的问题。解决农村干部突出问题,要坚持村民自治的原则,发挥各方面作用,采取综合性措施。     

论90年代腐败—反腐败频度与社会发展的相关性

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中国 90年代的腐败与反腐败的客观态势 ,我们曾提出过腐败—反腐败频度这一概念。它含有腐败频度与反腐败频度两层含义 ,前者指的是腐败现象发生与曼延的强度与频率 ,后者是与腐败频度相对的概念 ,指的是反腐败的频率、规模与幅度等。本文探讨的是腐败—反腐败频度波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性问题 ,我们认为 ,腐败—反腐败频度波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但腐败—反腐败频度波动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相关关系是统计性结论 ,而不是必然性结论。图 1　 90年代腐败—反腐败频度波动图分析图 1可知 ,整个 90年代 ,中…     

基于情境预防理论的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机理与路径选择

预防农村基层领域的腐败犯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与传统腐败预防相比,情境预防是一种低成本、周期短、效果好的犯罪预防手段。基于情境预防理论,通过对扶贫领域腐败犯罪的心理和行为特征、犯罪情境因素的分析,从初始阶段、习惯阶段和中止犯罪阶段设置减少"微腐败"领域腐败犯罪刺激、提高腐败犯罪的难度、降低腐败犯罪回报的情境,可达到扶贫领域腐败犯罪预防之目的,并为"后扶贫时代"农村基层腐败犯罪预防提供思路与方法。     

需求视阈下的教育腐败生成机理与惩防对策

在需求视阈下,教育腐败的生成机理包含了"满足-消极环境"、"不满足-消极环境"与"临界状态-消极环境"三种具体形成模式。其中,内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根本原因,外因是导致行为主体教育腐败的动态原因,满足与临界状态可向不满足方向动态转化。因此,为有效控制教育腐败,基于根本原因与主要原因都是内因的教育腐败,要加强思想交流与沟通,完善各项制度,强化制度预防与监管;基于内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主要原因的教育腐败,要采取提高实际所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措施,建立健全教育腐败动态监管系统和预警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领导干部腐败心理的阶段性特征研究

腐败心理是异常心理,对腐败行为具有驱动和引导作用,它的产生、发展与消亡遵循着特定的规律。揭示腐败心理的本质内涵、明确腐败心理的学科定义、研究腐败心理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可以为有效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依据。     

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

腐败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只要有私有制和公权力共同存在,就有腐败产生的土壤。腐败与反腐败在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之后,就一直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话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表明它是一个完全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有先进性、纯洁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上就与腐败是不相容的。因此,坚持反对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坚持和实践。     

政治文化的较量:廉政与腐败

在反腐倡廉建设形势复杂的背景下,从多角度探究腐败的本质,对于探索反腐倡廉的有效路径大有裨益。腐败是一种行为,但与廉政一样具有诸多文化的特质,属于文化范畴。腐败为世人所共愤,但在现实中却又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廉政与腐败的较量,不仅是行为上的较量,也是文化的较量。探究腐败的文化性,有助于树立科学的反腐观念,正确认识到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职业激励、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基于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

通过对E厅官员的结构性访谈,发现官员有着较高的腐败容忍度。经验资料表明,职业激励和制度环境与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密切相关。其中,职业激励是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主观诱因,而制度环境则构成了官员较高腐败容忍度的外部压力。职业激励与制度环境共同强化了官员的腐败容忍度,加剧了官员的腐败行为。这一研究发现为防治官员腐败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不仅要从正式结构的层面做好官员的职业激励制度安排,更要从制度环境层面净化组织生态,强化对官员腐败的零容忍。     

腐败的发生机理及腐败风险的预警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和异化,腐败的发生具有其内在机理。权力是腐败发生的根本性基础,制度或体制的缺陷是腐败发生的客观条件,腐败动机和成分分析是腐败发生的决定性因素。预防腐败的重点是能够发现腐败的苗头、把握腐败的发展趋势。因此,构建腐败风险预警机制就十分必要,腐败风险防范机制、发现机制和警示机制构成了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基本结构。结合教育、制度、监督等反腐败途径,以预防腐败为工作重点,依据腐败行为的发生过程,科学设定腐败风险预警机制的运行程序,保证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亲缘腐败：典型特征、诱发因素与矫正之道

亲缘腐败的典型特征主要表现为扩张性、稳定性和不可持续性。扩张性是亲缘腐败的首要特征,即腐败多为一种"裂变式扩散"的蔓延形态,必须警惕"亲缘腐败"模式制度化所带来的极大危害。其次,亲缘腐败中的利益共同体由血亲、姻亲等关系黏合而成,所以通常具有强稳定性的组织形态。最后,由于亲缘腐败的扩张性和稳定性,腐败规模必会越来越大,所积累的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可持续。从诱发因素来看,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是诱发亲缘腐败的深层原因,官员职业角色的错位通常是其直接诱因。遏制亲缘腐败,就必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对症下药,形成一套作风建设与家风建设双管齐下、制度建设与思想建设双向发力的综合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市“一把手”腐败案例研究报告——基于142个市“一把手”腐败案例分析

本报告收集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一把手"岗位上腐败的142个案例,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量数理统计与定性逻辑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这些"一把手"的基本信息、腐败领域、腐败状况等进行分析,来观察其腐败状况、特征及趋势。研究结果表明:"一把手"腐败涉案时间跨度和潜伏期长、涉案金额大,区域相对集中;受贿是主要腐败方式;经济上插手房地产、企业经营、工程项目,政治上买官卖官,生活上包养情妇是较为集中的三大腐败领域;边腐边提、带病上岗现象突出;家人涉案、窝案串案较多。这表明目前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本文探讨了"一把手"腐败根源,提出了治理"一把手"腐败的机制对策。     

价值观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一项跨国性研究

<正>民众对腐败的态度,尤其是腐败容忍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腐败容忍度的差异,不仅与腐败的水平密切相关,而且还会对反腐败施政和政府治理改革产生深刻影响。一个不容被忽视的现象是,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哪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构成了文本的研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