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当今国际格局的最显著变化,就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以及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就中美当前的实力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言,中美战略竞争中短期内还难以决定性地改变当前的国际秩序。中国即便对美国的贸易霸凌主义和在亚太地区的霸权主义军事及安全行动采取斗争的回应方式,也并不意味着两国无法合作、或中美关系已进入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导权之争。中美战略竞争的同时,经贸往来和必要的合作仍会发展。中美战略竞争会影响权力、观念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变化,其走势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变革。但未来国际秩序的变革并非只取决于中美,世界主要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和战略选择,将决定性地影响中美战略竞争的走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演变进程。     

现代世界政治的思潮起源——自由主义如何塑造国内与国际秩序

世界政治研究试图探索政治思潮、国内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现代世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自由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演变为思潮并塑造国内外秩序的状况各不相同。17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为英国确立了小政府和间接统治的帝国模式。18世纪末,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和法国的不同社会形态中孕育更多的政体选项,冲击了欧洲的均势体系。20世纪初,新政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竞争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两套整体性的转型方案,同时将国际秩序塑造为“三个世界”。20世纪末至今,保守自由主义回归,世界政治从三分变成了所谓的自由秩序与非自由秩序的二元对立。综而观之,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两大领域的核心概念均诞生于不同阶段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其未来也将取决于自由主义思潮的走向。     

美英特殊关系与国际秩序

美英两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与长期合作表明 ,美英特殊关系是一个历史和现实存在。英国的亲美政策及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战略一致 ,构成了“特殊关系”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基础。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护者 ,战后以来至今 ,美英两国始终把控制世界经济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并采取了大致相同的政策。然而 ,美英控制国际秩序的目标在冷战后面临新的挑战。除了第三世界的反对外 ,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国也拒绝接受其“单极独霸”的国际秩序构想 ,不过英国仍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血缘联系、共同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是美英特殊关系重要原因 ,而共同利益则是其赖以持久的关键因素     

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

秩序和公正是俄罗斯社会转型和外交实践中的核心范畴。苏 (俄 )时期、俄罗斯独立以来对秩序和公正的认识经历了深刻的历史演变。这种演变从深层次看是强调以国家为中心 ,较多关注权力与利益的争夺 ;在国际层面 ,更多关注大国地位的维持 ,对于近邻国家则突出等级制和霸权主义诉求。俄罗斯对秩序和公正 ,也即对国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复杂认知 ,使其外交存在诸多困惑和悖论     

自由国际秩序视域下的美韩同盟关系——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

从特朗普政府时期到拜登政府时期,美韩同盟关系出现了一些较为明显的调整和变化,这些调整和变化与美国对于自由国际秩序的政策发展具有一定的同步性。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冲击了已有国际规则,降低了驻韩美军的维护成本,导致美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疏远,在一定程度上对自由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拜登政府上台后明显减少了单边施压行为,旨在提高美韩同盟的凝聚力,同时寻求拓展和扩大美韩同盟的功能和范围,进而推动构建所谓的全面战略同盟,这些举措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自由国际秩序。在拜登政府的推动下,当前的美韩同盟关系显示出“凝聚力更强”和“功能性更全”的特点,肯定会给中韩关系的未来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不过,自由国际秩序自身存在严重缺陷,韩国对于美国也并非完全无条件跟随,这就在根本上决定了相关影响的限度。     

国际变局下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建构

国际秩序的变动、突发的新冠疫情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等因素促使日本的中国形象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变化。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更多地把中国放在国际秩序变动的语境中来认知中国,比起双边,更多是在多边框架内来感知中国。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日本形成了“崛起的强国”“国际秩序改写者”、疫情下“坚韧”而“强硬”的中国、带有不确定性的美国“假想敌”等多层次中国形象。日本智库和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未必是客观的,是基于在国际秩序转型期对自身认同的建构,那就是现行国际秩序维护国和中美之间的“非等距离”协调者。应该对日加强沟通宣介工作,充分调动其对华战略认知中的建设性因素,消解不利因素,防止其固化为刻板印象。     

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

西方近年来关于所谓"自由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是否已"终结"的辩论,无论在理论和政策层面都存在着相当的盲点和误区。将中俄两国定义为该秩序的"修正主义"大国不仅是匪夷所思,而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这一秩序的早期阶段与冷战的两极体系是一个共生(symbiotic)建构,它不仅在国际层面制约了美国力量的滥用,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进或克服了美国国内制度的弊端(种族隔离等)。在冷战后期,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对两个共产主义大国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冷战以后,中俄对"自由国际秩序"在不同的政策领域采取了不同的对接方式,也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国的长期稳定崛起,以及俄罗斯与西方日益走向对抗。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损害最大的,恰恰是处于巅峰状态、对外扩张无度的西方本身。对中俄来说,"自由国际秩序"的困境,需要国际社会集体努力来修复。在没有全球性危机的情况下,如果把"婴儿"(自由国际秩序)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那么无人会从中获益。而这恰恰是我行我素的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走向。     

从全面去合法性到选择性嵌入:冷战后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及其解释

作为一个地区强国和崛起型国家,中国逐步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突出反映在其对国际秩序的态度上。现实主义、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和文化主义均不能全面地解释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文章运用话语分析和模糊集合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变迁,认为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正在从全面去合法性向选择性嵌入的方向转变。对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文章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冷战结束初期,中国更多地依靠弱者的武器;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综合使用国际政治中的三种武器。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反思——一个秩序政策的视角

本文以秩序政策为视角，对欧肯的竞争秩序理论和米勒-阿尔马克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比较，对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在德国的建立过程和重要节点进行了回顾，剖析了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质内涵和发展轨迹，指出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     

平衡、融合与引导——试析新世界秩序构建中的中国作用

频繁的世界危机凸显出全球化时代下国际问题不可阻挡的跨国溢出与无序的世界治理秩序之间的深刻矛盾。从能源到气候变化问题,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从国际金融系统的稳定到跨国宏观经济协调,政治、经济、安全问题复杂交织,世界越来越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当前处于世界新秩序重构的重要转型时期,中国不断增加的国家实力、声望和影响力赋予其在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旨在阐述中国在新秩序构建中的力量平衡、制度融合与理念引导作用。     

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构建:一种分析框架

作为地区研究层次的两个变量,地区主义与地区秩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地区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国家的自愿选择与共识,这种运行方式维护了地区所有成员的利益,从本质上保证了地区秩序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持久性。从地区发展的实践来看,构建地区秩序的模式主要有外源强制型、内源强制型、外源合作型和内源合作型四种。地区主义的发展改变了地区各政治实体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价值观念与地区认同、地区制度以及地区主义的政治经济影响等因素促使地区秩序逐步从外源强制型向内源合作型演进。     

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角度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也是中国自古以来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封建时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宗藩关系曾经维系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仍坚持"和为贵"的传统理念,提倡"和而不同".这一理念尤其体现在亚非会议期间中国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求同存异"的主张上.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是建立在完全平等和互利共赢的基础上的.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ABSTRACT

In 1966 the UN passed two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Covenants that are among the great achievements of humankind. The covenants were adopted in five equally binding languages, one of which was Chines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s generally assumed to have ratified one and signed (but not ratified) the other. In 1973, however, soon after the PRC began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UN, new Chinese-language versions of each mysteriously came into existence. These are the versions one is likely to find on the UN website, and they are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reats as the “covenants.”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show that these contain substantial revisions from the covenants that had been passed by the UN 1966 and subsequently ratified by at least 164 countries. The revised versions are so different, in fact, that one could well question whether the PRC actually embraced either covenant. The covenants granted rights that the revisions would later withdraw, and in at least one case the revisions recognize a right that is absent in the covenants. Based on their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various versions,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whether China is a responsible actor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order and a reliable partner when it comes to entering into agreements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acceding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Given that China comprises over one-fifth of humanity, it also brings into question whether the principles in the covenants can claim absolute validity and anything like universal acceptance.     

华盛顿体系与大东亚新秩序比较研究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亚国际关系舞台上曾相继出现了两种地区秩序:以"门户开放"为特征、美国主导建立的华盛顿体系和以"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日本企图建立的"大东亚新秩序".对它们进行回溯、比较,对今天构建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亚意识与东亚秩序

东亚意识的内涵包括共有的价值观念和共有的利益观念.东亚意识有两个主要的功能:"我们性"的认同和东亚意识的社会化.未来东亚社会秩序的构建根本上取决于东亚意识的社会化程度、中日关系的和谐发展和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东亚认同还处于萌芽状态,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清算意识"还很缺乏,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将在东亚长期存在.因此,可以预见,东亚意识的社会化将会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新的东亚社会秩序也不会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一个高度认同,以中日关系、东北亚和东南亚和谐发展为特征的新的东亚社会秩序将会为未来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带来持久的动力,因此,东亚国家应该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     

Tourism in Australia and Hawai'i: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Books reviewed in this article:
Jim Davidson and Peter Spearritt, Holiday Business: Tourism in Australia since 1870
Mansel G. Blackford, Fragile Paradise: 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Maui, 1959-2000     

国际规则的弱化:特朗普政府如何改变国际规则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在规则外自行其是等。特朗普政府的做法,造成国际体系中规则弱化的现象,对国际规则的长期有效性将产生深刻影响,并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值得探讨的现象。     

观念认同与地区秩序建构——兼谈中国新安全观在建构东亚秩序中的作用

观念认同对地区秩序建构有着重要意义。观念认同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进而改变或影响行为体的行为,在地区秩序建构中起到了"路线图"和"粘合剂"的作用。地区行为体之间的观念认同决定了它们互动的形式和态度,界定了地区秩序的自我属性,框定了战后地区秩序的建构原则,因而成为建构地区秩序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首倡的新安全观与东盟主张的地区规范产生了积极互动,推动东亚观念结构由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演进。